從最初“警方判定小學處女賣淫”引發公眾憤怒的震驚，到中途“要求再次處女鑒定”的避重就輕，直到近日正式宣布調查結果“重新認定小學女生賣淫”的驚天逆轉，沒有走向公眾預期的“處女賣淫案”似乎正用越來越多的間接證據，將矛頭指向了前期頗得公眾同情的劉仕華一家人。

且看警方列舉的證據：在警方實施抓捕時，故意讓另一女兒劉某某冒充實際賣淫者“陳艷”，使警方抓錯人；為獲高額補償，以冒名頂替的方法獲取虛假處女證明材料，誤導媒體；特別指出“唆使女兒賣淫”的劉仕華的前科——曾因搶劫、盜竊罪判刑9年。據此，警方將此案定性為：是由劉仕華等人有意策劃、弄虛作假、暴力抗法、欺騙媒體的一起影響惡劣的事件，并認定“女生”存在賣淫行為。

的確，劉仕華的犯罪前科，冒名獲取虛假證明的案情，足夠讓人們將信任的天平傾向警方。甚至，連“女生”賣淫可能也確有其事。但問題的關鍵在于，盡管劉某造假等行為有著確鑿的證明，但事關“女孩是否賣淫”這一案件核心點的證據卻始終處于缺失狀態——警方始終沒有抓住現場賣淫的證據。也因此，僅憑以上間接證據就認定“女生存在賣淫行為”，無異于前期警方緊盯的那張處女膜認定，就和不是處女就是妓女一樣可笑。放在此處則可解讀為，將劉仕華的犯罪前科、偽造處女鑒定作為認定“女生存在賣淫行為”的必要證據。這兩個悖論的共通點是，都想通過一些無關核心的間接證據，避重就輕地斷定當事人有罪。

從此似乎可看出，身陷“處女賣淫案”輿論漩渦的當地警方，比當事人更急于自證清白。這也或可解釋，為何警方在通報中一再強調劉仕華涉嫌處女鑒定造假，甚至將其犯罪前科也醒目標示出來。為何一樁以是否賣淫為核心的案件，最后卻定性成劉某有意策劃的惡劣事件？從中，我們或可窺見一條暗藏的公權濫用鏈條——前期僅憑道聽途說，在沒有抓住現場證據的情境下，就濫用權力抓人；中途要求再次鑒定處女膜，試圖以處女膜作為是否賣淫的證據混淆視聽；最后急不可耐地拿出一串間接證據，認定賣淫罪成立。

在這樣的權力濫用思維之下，很難想象，倘若此事件中劉仕華偽造處女鑒定，不過是因為女兒無意造成了處女膜損傷，而自己又急于自證清白的無奈舉措；所謂故意讓女生冒充實際賣淫者讓警方抓錯的行為，也不過是讓不同女兒送客人的無意之舉。那這些列舉出來的所謂證據，不就是謀殺無辜者的權力匕首么？而誰又敢肯定，我們不會是下一個無辜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