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事業單位將實行績效工資制”的消息，引起了輿論的熱議。其實績效工資制只是推動多年的事業單位改革中的一個配套環節；實際意義外，它最大的意義其實是透露這樣的信息:事業單位改革不會因為阻力半途而廢，它一直處在艱難推進中。盡管胡曉義否認事業單位改革是“甩包袱、減待遇”，但至少對這個龐大集體中原來“養尊處優”的一批來說，實際結果確實如此；因此反應也異常激烈。

　　事業單位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特有遺產，財政負擔沉重。正如有論者所言，清除這個附著在市場經濟肌體上的“包袱”是遲早的事情。改革之所以會遭到事業單位的“既得利益者”如此強烈反對，只因為改革缺少他們的參與，屬于自上而下強力推動的“被改革”，而推動者本身卻依然享受著“超國民待遇”。要打破別人的鐵飯碗，自己的鐵飯碗卻捧得更緊；要改別人的公費醫療為基本醫保，自己卻獨享著違背公平的公費醫療——改革留有權力特區，改革者不能以身作則卻自我豁免責任，當然難免讓人腹誹。

　　相比于企業，事業單位“被改革”應該說已經相當溫和，甚至帶有很多贖買性質，績效工資制度也許正是贖買方式之一，至少對于“被改革”既得利益者中的有權一層來說大概如此。因為我們知道，績效工資也是分級別和崗位的，級別越高崗位越好績效工資就越高。對于事業單位的管理者而言，巧立名目的“小金庫”將是所謂績效的重要內容；而且，績效工資意味著自身權力的增大和集中，這無疑將是一塊尋租資源豐富的灰色地帶。

　　一番梳理下來，事業單位改革呈現出的其實是這樣的景象:相比普通大眾，事業單位改革不僅沒有不公，而且有欠力度；可是相比公務員，事業單位獨自“被改革”又顯得不公，于是阻力很大。現在為了提高效率，又使用績效工資等美好名詞對其中阻力最大的權力階層實行變相贖買，卻又埋藏了另一種不公的種子。

　　我們不難看出，這樣的事業單位改革顯然不是一場徹底的改革。“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將來會有怎樣的演繹，納稅人負擔會否因此減輕，事業單位提供的公共服務會否因此增多，我們暫且無從判斷；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注定將是一場需要很多項改革來修補堵漏的改革。（舒圣祥）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