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上午，“鄧玉嬌刺死官員案”在湖北巴東法院一審判決：鄧玉嬌的行為構成故意傷害罪，但屬于防衛過當，且鄧玉嬌屬于限制刑事責任能力，又有自首情節，所以對其免除處罰。

看著鄧玉嬌牽著母親的手走出法庭的圖片，我有著像是看著自己的妹妹或女兒走出來的感覺，心底不禁涌起某種柔軟的東西。在鄧玉嬌案發生后的每一天，每個關注她命運的人，思緒都隨著事件的進展而起伏。如今，鄧玉嬌獲得自由，回家繼續她的青春生活，有人歡呼這是民意的勝利，有人歡呼這是法律的勝利……我們關注鄧玉嬌的命運，實際上是關注我們自己的命運。正因為這種人人“鄧玉嬌感”，才使得民意逐漸歸于統一———希望她能免懲獲釋！這不是民意企圖超越法律，而是換位思考在自己面對強權和暴力時條件反射的自保行為，在法律上究竟會否得到保護。對此，巴東法院一審判決作出了回答。當然，這是以鄧玉嬌的個人命運為代價的，因為我們誰也不知道，鄧玉嬌之后的生活究竟會怎樣。

中國社會的重大進程總是具體而細微地體現在普通人的悲歡之上。猶記得當年的孫志剛事件，促成國務院出臺新的《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將“收容”改變為“救助”，他的墓志銘上，鐫刻著“以生命為代價推動中國法治進程”的字樣，讀來至今令人感慨萬分，其中有沉重，更有告慰。借由鄧玉嬌事件引發的群情翻涌，我們有理由期望其因此而推動中國社會的些許改變，這不單僅是湖北方面連續出臺公務員娛樂禁令這么簡單，而應更廣范圍地反思公職人員形象、行政作為及執法行為的現實生態，以這起“突發”事件引發的社會效應彌補公權鏈條的缺漏。只要能因鄧玉嬌案引發一些積極改變，就是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