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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詬病多年的精神病院收治亂象再次引起社會強烈關注。日前，精神衛生法草案的起草人之一劉協和透露，最新修改的《精神衛生法(征求意見稿)》已發出，《精神衛生法》最快有望在年內出臺。(6月16日《南方日報》)

對精神衛生法最新草案，有學者稱，“草案已經歷經24年的修改，當務之急是如何避免與制止正常人被送進精神病院的可能”。這說到點子上了。

從此前深圳女子鄒宜均、廣州千萬富翁何錦榮被有利益沖突的親人送進精神病院的典型案例就可看出，當前精神病院收治太過隨意。在商業利益的驅動下，一些醫院堅持“誰送來的，就對誰負責”，而沒有責任去認定送治人與被送治人之間的利害關系。

當病人成了“財路”，醫院就會先假定其為精神病，收了之后再做診斷。這顯然無法保障當事人的權利。也基于此，輿論不斷呼吁精神衛生法對此應有明確條款，對醫院唯利是圖的行為予以有效規制，增強診斷和收治過程的監督力度和透明性。

而對公權力的制約更不能懈怠。現實中，“精神病”已超出醫學范疇，成為一些地方打擊“刁民”的“有力武器”。比如山東新泰上訪農民孫法武被當地鎮政府送入精神病院軟禁后，打著“精神病”的幌子作掩護，就是不讓他出院。

在一些公共事件中，當事人或其家屬因為“精神病”而失蹤的，也屢見不鮮。可見，如何約束公權力的運用是完善精神衛生法草案中的一個迫切問題，因為如果權力之手具有不受制約的力量時，每個公民都可能被送到精神病院。

要抵御這種無端被送治的恐懼，就必須賦予每個人證明自己不是瘋子的權利，這需要讓攸關每個人切身利益的精神衛生法草案的討論，能得到公眾最廣泛的參與，而不是閉門造車，讓一小部分專家自行其是。只有經歷了最廣泛充分的博弈，才有望收獲一個成熟的、得到最大認同的理性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