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偵組將陳幸妤列為偽證罪被告，并予境管。偵辦“國務機要費案”并起訴吳淑珍的檢察官陳瑞仁稱，當年未列陳幸妤為偽證被告，而向記者說“饒了他們吧！”并不是放水，卻是“保留一張王牌”，進可攻，退可自保；他并認為，特偵組如今改列陳幸妤為偽證被告，時機不對。

聯合報今天社論指出，陳瑞仁的說法漏洞百出。某位檢察官對某案件有何意見，本來并沒有什么重要性，縱有漏洞，愛說就隨他去說；但因扁家弊案為眾所矚目，陳瑞仁又是案發后最原始的承辦檢察官，如今他出面評論，正可藉以檢視他當初的辦案手法，在今天產生了怎樣的后遺癥。

首先，陳瑞仁的說法，形同移花接木，掩飾了當年放水的事實。當初陳瑞仁起訴吳淑珍的起訴書公布之后，社會大眾看到了扁家大大小小，包括陳幸妤在內，都以私人生活開支發票報銷“國務機要費”的事實；而這些開銷，陳瑞仁在起訴書中，均將之列為陳水扁和吳淑珍的貪污所得。然則，陳幸妤、陳致中、趙建銘等人豈不也有共犯貪污的嫌疑？但在記者持起訴書質問陳瑞仁時，他卻表示：“饒了他們吧！”

記者和陳瑞仁言談所指，明顯是討論陳幸妤等人為何不列“貪污共犯”的問題；但如今陳瑞仁卻將“饒了他們”，轉接成“不列為偽證被告”及“保留一張王牌”云云；如此細致的說詞差異，其實是大有出入的。

陳瑞仁在偵辦該案之初，即刻意忽視“監察院”“審計部”的反對意見，自行將“國務機要費”一分為二，制造所謂“單據報銷”、“領據報銷”兩塊，且不查領據報銷部分（后來特偵組則徹查這部分，并擴大起訴金額）。陳瑞仁顯是對扁珍的犯行局部放水。而單據部分，既查出陳幸妤等人以私人生活發票報銷，而陳幸妤等人與吳淑珍有密切生活關系，不可與吳淑珍其他來源的發票相提并論；就法論法，當然應該查明陳幸妤等人與吳淑珍有無犯意聯絡、是否共犯。如此，陳幸妤若以“被告”身分說謊，當然沒有“偽證”的問題，亦即無列不列“偽證被告”的問題。但陳瑞仁如今硬將“饒了”陳幸妤的部分，說成是饒了她的“偽證”問題，卻不說何以未將她列為“貪污共犯”，這不啻是在掩飾他對共犯的放水。

再說，檢察官辦案，除了依證人保護法，在共犯愿以協助查案交換從輕處理的情況下，有一定的裁量權；否則即應依法辦理，并無交易或“饒了他們”的余地。饒不饒是法院的權責，而不在檢察官。何況，陳瑞仁既未從扁家成員包括陳幸妤口中，得到任何案情方面的協助，則其所謂“保留一張王牌”云云，誠不知從何說起？再者，檢察官依法辦案，自有“國家”法律給予的一切保障，陳瑞仁卻指未以“偽證罪”辦陳幸妤，竟是“進可攻，退可自保”的手段，這又是什么意思？

其實，陳瑞仁當初未依法處理扁家成員包括陳幸妤、陳致中、趙建銘等人犯嫌部分，恐怕正是間接造成陳致中等肆無忌憚、加速洗錢的主要原因。因為，陳瑞仁起訴吳淑珍是2006年11月間，接著前“調查局長”葉盛茂向陳水扁泄露扁家洗錢情資，12月15日陳致中即不顧吳淑珍在法院昏倒，出境處理海外帳戶。從時間點來看，倘若當初扁家這些成員已經遭到起訴，則當瑞士來函詢問陳致中夫婦有無犯罪紀錄等資料時，葉盛茂即恐再無理由及膽量留中不發，不通報檢方；而若檢方據此展開進一步的追查，則扁家洗錢案即有可能提早爆發，而后來陳致中等是否還敢、還能如此方便行事，導致如今贓款難追回，恐怕其結果是大相徑庭。

陳瑞仁又說，此時列陳幸妤為被告，并予境管，時機不對；但扁家迄未誠實交出仍藏在海外的貪污贓款，此際若能使扁家成員少一人自由進出，得以減低扁家再轉移贓款的便利，也算是一個交代。就此而言，陳瑞仁在批評特偵組之時，恐怕要先思考一下當年辦案所開的“巧門”，是否貽害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