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久前在《東方早報》發表了《我們應從經適房丑聞中學到什么》一文，批評胡安東先生因噎廢食，輕易否定了經濟適用房的意義。胡先生能撥冗反駁(見7月1日《東方早報》)，我表示非常感謝。不過，胡先生提出的幾點反駁理由，卻一點也不能說服我。所以不揣愚陋，再把我想到的東西拿出來就教于方家。

胡先生反駁我的理由有三條。第一條是：經濟適用房之所以在中國行不通，是因為中國沒有西方那種人口的自由流動，戶口門檻使許多弱勢民工根本沒有資格申請經濟適用房。

這就帶來了兩點疑惑：

第一，這種狀況不能改嗎？過去民工子弟在城市就讀幾乎不可能，政府首先就反對；現在至少政府的態度已經轉變了，有關政策也在陸續實施。胡先生就職于媒體，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呼吁，并非沒有促成變化的可能。只可惜，有些房地產商叫嚷著用高房價“控制人口質量”，這種妨礙變革的力量，才應該是胡先生攻擊的靶子。第二，除了民工外，難道城里就沒有其他需要經濟適用房的貧民嗎？特別是在拆遷過程中，一些居民并沒有得到適當的補償。這些人還在城里工作，難道他們不應該享有經濟適用房嗎？

更讓我糊涂的是，胡先生居然拿武漢經適房“六連號”造假事件來證明：“薛先生那種‘市場經濟加民主建設’的自由經適房政策，如果缺了強有力的公平監督，不僅會讓那些舞弊者‘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廟’，而且會讓原本分給窮人的房子都會‘洗白’，搖身一變為富人的不動產。”

我文中講得很清楚，民主建設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輿論監督！經濟適用房丑聞，正說明輿論監督之重要，經濟改革和民主建設必須配套。既然胡先生是《中國房地產報》副總編輯兼執行主編，那么我就給胡先生提個建議：派人調查“六連號”造假事件，派人監督各大城市經濟適用房的分配情況，把丑聞都揭出來。這也是我強調的核心問題。

三十年前，沒有人能想象中國會有幾百萬“網上陪審員”能影響一些重大案件的判決，但是現在網絡監督已經無處不在。難道這種網民的監督，不能用到經濟適用房上來嗎？比如，胡先生任職的新聞機構可以開個網站，專門用于舉報經適房的非法占用者，可以把長期停在經適房前的私人車照下來，把車主(住戶)的名字公布。搞些“人肉搜索”也未嘗不可。這種事情多起來，誰還能“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廟”呢？

第二，針對我主張的社區自治，胡先生稱，“這個‘自治權力’的下放比強調‘西方式民主’更可怕”。這話大概正點明了我們的分歧的核心。

你要覺得民主可怕，覺得中國人不該有民主，當然會覺得不應該建經濟適用房了。在我看來，胡先生對民主的理解似乎有些欠缺。我不是說要把“西方民主”照搬到中國。我只是說現在經濟最發達、社會最穩定和諧的社會，恰恰都是西方民主社會。真不知道為什么胡先生把“西方民主”看得那么可怕。

他反對“自治權力”下放，理由是地方上更可能腐敗。這個事實我承認。但是他似乎不理解的是，“自治權力”下放不是把中央的權力下放給基層政府，而是讓地方社會自我管理，就像村民自治一樣。基層政府的腐敗，最大的原因是他們的權力不受本地居民的制約。“自治權力”下放則是把地方官的權力盡可能地轉交給老百姓自己。這種傳統固然在西方源遠流長，但也不是西方的專利，日本江戶時代搞得就很成功。

第三，在經濟適用房的利潤問題上，胡先生稱：“國內經適房不完全像歐美那樣是‘公共產品’，而是‘政策性產品’，尤其是住房保障納入4萬億擴大內需計劃后，其功能更屬‘政策性投資產品’。”

其實，歐美的經適房許多也是“政策性產品”。但“政策性產品”也可以通過市場來經營。這一點，實行市場經濟的發達國家給中國提供了現成的經驗。為什么不能去研究一下？這也揭示了許多像胡先生這樣的人的通病：他們動不動就說西方那套不適合中國。其實，西方有些東西不適合中國，有些則很適合中國。你總應該先研究一下西方的東西到底是什么，再斷定其是否適合中國吧？

我勸胡先生們不要對我等的“隔洋感嘆”這么不屑一顧。中國近代以來的許多變化，就是從這種“隔洋感嘆”中來的。我也許沒有胡先生那么了解“國情”，但畢竟在中國生活了三十三年，對中國還是認識的。正是這種中國經驗，塑造了我們觀察西方的視野。在這個意義上說，“隔洋”而不“感嘆”才是失職的。

我批評胡先生的要旨很清楚：經濟適用房的政策要有效落實，必須推進民主建設。改革走到今天，這個問題早該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讓我感到震驚的是，胡先生居然提出一個“民主可怕論”，甚至把讓老百姓自己管理自己的“自治”看得“比強調‘西方式民主’更可怕”。我希望胡先生這里是匆忙之間沒有表達清楚。不過，我也擔心，目前確實有一群精英，關起門來就在那里議論：民主的交易成本過大，還是繞開為妙。我希望胡先生不屬于這種人。希望他能看到，民主能解決許多單純靠市場所無法解決的問題。這也是民主國家的市場經濟最健康的根本原因。

(作者系美國波士頓薩福克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