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會有各種各樣的情緒，不管黨內黨外，對那些濫用職權搞腐敗的官員和為富不仁、取財無道的富人，憤慨乃至仇恨是正常的。因為他們是害群之馬，既損害了公眾的利益，也敗壞了黨和政府形象。但不講事實、缺乏依據的情緒化卻要不得。情緒化，其實意味著人被情緒左右了言行，通常會失之偏頗。比如，現在彌漫在網絡間的仇富、仇官心態，就很有些非理性的情緒化。

　　相關的例子有很多，如果要以較近的新聞為例，那就是杭州飆車案和鄧玉嬌案。先說前者，飆車撞死人，觸犯了法律，就應該受到相應的懲罰，這本來沒問題。可是，不少媒體和網絡的評論，卻把矛頭指向了“富二代”，似乎有錢人家的子弟，便是惡少。再說后者，鄧玉嬌固然令人同情，鄧貴大確實死得不光彩。但是，許多評論把鄧玉嬌稱為除暴安良的“女俠”“女英雄”，甚至有網友說鄧貴大死得活該、死有余辜。這些評說，在涉案人員臉上貼上了標簽，充斥著仇富、仇官的情緒。冷靜想一想，不難知道，審理、判斷飆車案、殺人案，不應該過多渲染“富”和“官”的身份。

　　一個“仇”字，讓人感慨。仇恨這個字眼，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極左年代，我們并不陌生。改革開放以后，我們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很少聽到這個“仇”字。可是，近年來，為什么仇富、仇官心態會漫延呢？對此，確實應該認真分析。

　　客觀地說，一些富人為非作歹、部分官員貪污腐敗，甚至還存在著官商勾結、尋租權力的現象，這正是導致仇富、仇官情緒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情緒化的左右下，礦主、開發商、老板、城管等等，都成了標簽式的貶義詞。而且一些人似乎天然地對政府不信任。比如，只要政府部門公布各種事件、事故的調查結果，總有人出來表示質疑。如果這種質疑是建立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有事實依據，那是有益的輿論監督，值得鼓勵。但有些人卻是不管政府部門說什么，都毫無根據地質疑和指責。這，正是情緒化的表現。

　　對于這種情況，政府部門和政府官員首先應該正視，而不是委屈。一方面，要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另一方面，要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公信力，堅持信息公開，誠信行政。此外，還要從制度上確保人大、政協、媒體、公眾對政府工作的監督得以有效進行。

　　同時，公眾尤其是網民，要客觀、公正地看待富人和官員，那些通過勞動、智慧致富的公民和執政為民的官員，理應得到社會的尊重。情緒化的仇富、仇官心態是不利于構建和諧社會的。對富人講社會責任、積極投身慈善事業的舉動，不妨給點掌聲；對政府部門誠懇接受社會監督、認真改進自身不足的進步，應該加以肯定。

　　比如，對上海蓮花河畔景苑的在建樓房倒覆事故，上海政府部門包括閔行區委區政府表示，要兜底翻、徹底查、決不姑息。不管涉及到什么問題，要一查到底；不管涉及到什么單位，要一追到底；不管涉及到什么人，要一究到底。這種態度，總是值得贊賞的。( 馮 致)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