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國家秘密法修訂草案正在公開征求意見。值此信息化發展一日千里，社會交往交流無縫相連的新時代，加強相應保密措施自無疑義。但一味從緊，未必完全奏效。完善保密手段之前，應首先解決保什么密的問題。

　　筆者常有兩種“苦惱”，一是知情權不足，二是保密負擔過重。兩種苦惱，一個解釋：秘密過濫。

　　全國秘密文件一年幾百萬件，是美國的幾十倍。毫不夸張地說，一些“秘密”，其實大半非真秘密，有的是國人皆能知道，有的是國人皆應知道。一些地方干部的一般講話，實在看不出泄露之會使“國家的安全和利益”遭受怎樣的損害。

　　秘密過濫，后果有二。欲知而不得者，往往進退失據，手足無措，這一點世人皆知，毋庸多議。

　　鮮有論及的是，秘密濫如汪洋大海，泄密風險亦隨之波濤洶涌。涉密者陷于其中，動輒得咎。因法不責眾，不可能完全嚴格“法辦”。長此以往，麻痹大意，淹沒其中之真秘密，屢被無心泄露。保密和涉密機構亦因戰線過長，成本過高，對此防不勝防。

　　可見，秘密過濫反不利于保密。因此，有必要收縮本不必守、也守不住的“陣地”，是為“以退為進”，保密“退”一步，保密與信息公開俱“進”一步。

　　受傳統強勢保密文化及“斗爭”經驗影響，信息公開與保密的天平，依然向后者傾斜。在法律體系中，信息公開僅“條例”，保密則有“法”，輕重可見一斑。由思維進入操作層面，一些官員亦多習慣于隨意定密以防民、以設威、以自保，而不善于及時公開以利民、以立信、以自強。驗諸定密與保密體制，則有標準不清、程序不明、救濟不暢等痼疾。一言以蔽之，定密抑或公開，操之在“我”。

　　解決之道，當變為操之在“法”。以法律之強制力，扭轉傳統定勢，既利于國家安全與利益，又保障公民應有之權利。

　　是否定密、密級如何，應有更清晰的標準。“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秘密事項”、“其他經國家保密工作部門確定應當保守的國家秘密事項”，當有實指。如何定密、如何解密，應有更明確的程序。

　　至為關鍵的是救濟。權力需要監督，權利需要救濟。內部涉密人的定密異議，外部不知情人的解密、知情申請，應有通暢渠道輸送，如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泄密要承擔責任，隨意定密、堵塞知情渠道，也應承擔責任。

　　為此，值得期待的不僅是當前保密法的修訂，配套法規的完善，更有信息公開的法階升級，乃至知情權之入憲。（湯耀國）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