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關注的兩起“車禍事件”，近日一前一后出了初步結果。南京“6·30”特大交通事故肇事司機張明寶被批準逮捕，罪名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而杭州飆車案，盡管法庭并未公開宣判，但初步認定為“交通肇事罪”。(《廣州日報》、《揚子晚報》7月16日)

　　從表面看來，南京事件致5人死亡4人受傷，而杭州飆車案僅撞死1人，對比起來，顯然南京事件的影響更大，造成的事實危害更大。以造成的事實損失作為判案定罪的依據，應當不無道理，但卻絕不應是最主要的依據。打個比方，一個基本的司法原則，在對于搶劫案的認定上，搶劫一元和搶劫幾百萬元，可能在最終的量刑上有出入，但對于搶劫罪的認定，也就是搶劫的本質卻并不會因為涉案財物的多少來認定，而是必須以搶劫的基本動機為主要依據來定性。

　　南京車禍案涉案司機張明寶醉酒駕車，對危害不特定多數人生命健康持放任的間接故意，盡管定性為“危害公共安全罪”并無不妥，但必須值得注意的是，肇事司機是在醉酒后，完全失去自我控制能力，所以界定為間接故意，應當是合情合理。杭州飆車案，肇事司機并非處于醉酒狀況，完全對自己的行為有清醒的認識，并且完全可以做到自控。違反法律私自改裝，在限速路段和人流密集路段嚴重超速駕駛，應該說，從主觀定性上，顯然要比南京案司機更為惡劣。私自改裝違法這是其一，罔顧他人生命財產安全嚴重超速這是其二。因此無論哪一點，對照南京案的認定，杭州飆車都應該是更嚴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罪”。基本的依據就是當事人的意識行為完全處于可控狀態，改裝已經違法，嚴重超速更是罪無可赦。因此除了必須定性為“危害公共安全罪”外，更應以直接故意論處。

　　之所以杭州飆車案能罪重而輕判，按照當地法院的說法，就在于肇事方“認罪態度好，且對受害人家屬賠償及時到位”。盡管如此，本著人道主義原則，可以對肇事方進行肯定，但司法的定性，卻絕不能因此而有所顧慮乃至有所偏倚。 （劉長鋒）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