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與任繼愈兩位著名學者同一天去世，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在這個時代，我們擁有一批在舊中國受到教育并在專業上建立了根基，與人民同甘苦，與國家同命運的專家。他們為中國的學術事業以及文學藝術事業，撐起了門面，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也付出了自己的代價。

　　今后，看新一代的了。我們的作家藝術家，我們的學者教育家，我們的學術理論與文學藝術的成果，我們的專家與領軍人物陣容，我們已有的與將有的新局面，能不能滿足時代的需要，能不能符合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能不能無愧于我們的先人與禁得住后世的檢驗，看咱們的成就與本事啦！

　　我們可能不無汗顏。我們需要加倍努力。我們也需要總結經驗。人才人才，科教興國，人才強國，我們講了老大一陣子了，收效如何？有什么可以改進的空間？江山代有才人出，我們將寫下怎樣的記錄，刻下怎樣的豐碑？

　　直到季先生火化了，我們的媒體才有一個對于先生身份的貼切的說法，那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國際著名東方學家、印度學家、梵語語言學家、(王按：以上3個“家”的說法嫌啰嗦，其實可以合并)文學翻譯家、教育家”。其實季老也是優秀的作家。

　　媒體上不再采用“國學大師”之類的隨意之詞，這令人信服，也令人慨嘆。我們的國人，喜歡作價值判斷，例如高度評價季老的社會地位與學術地位，這完全是應有的評價，但是不注意作認知判斷，即對某人某事某個領域某種學問缺少最起碼的了解。這提醒我們，要提高與普及全民的特別是媒體人的人文知識，提高全社會的人文判斷與汲取能力。

　　前不久，網絡上有票選“國學大師”的活動，結果頭一名是魯迅，這樣的結果未免滑稽。

　　遙想當年，任繼愈先生曾在人民日報上著文，提出，我們的國家不但要脫貧而且要脫愚，善哉斯言，任重道遠也哉！

　　任繼愈老自1987年至2005年任北京圖書館(后名國家圖書館)館長，2005年以后任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在為任老治喪的報道中，有的沒有提這一點。國家圖書館館長，在全世界都是一個耀眼的職位，我這里補充提一下，也許是必要的。（王蒙）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