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開檢察人員的身份，夏某首先是一個普通的公民，也有求生的本能。他在自己的生命面臨嚴重威脅時，為保全生命，除按綁匪要求行事，確實無法期待他做出適法行為。該道理被學界稱為“期待可能性理論”。這一誕生于德國的理論為許多國家所接受，也越來越為我國刑法學界所接受。依該理論，缺乏期待可能性的行為不具有可責難性，從而便排除其犯罪性。而且，期待可能性沒有法定職責身份的限制。從這一意義上說，不追究夏某刑事責任或許能夠成立。

　　但筆者認為，期待可能性在我國還沒有被司法實踐所普遍接受。依我國現(xiàn)行法律規(guī)定，夏某在被敲詐勒索一案中，屬于被害人無疑；但其強奸王某和用繩子勒王某的脖子（王某是否因此致死尚不得而知）的行為，應涉嫌犯罪。

　　當然，夏某對王某實施強奸和勒頸的行為都是在精神受到巨大壓迫的情況進行的，這在刑法上被稱為脅從犯，正因為受脅迫參與犯罪，主觀惡性較低，刑法規(guī)定“應當按照他的犯罪情節(jié)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但刑可以免，罪不容赦。

　　有人認為，夏某的行為應屬于緊急避險，但這在法律上恐怕難以成立。為保護法益免遭正在發(fā)生的危險，不得已犧牲一個較小的法益來保護另一個較大的法益，這從法益平衡的角度來講具有合理性，因此，法律規(guī)定該情形屬于緊急避險，不負刑事責任。如果說夏某犧牲王某的貞操權以保護自己的生命權，還算符合緊急避險的一般成立條件的話，而犧牲他人的生命來保全自己的生命，則緊急避險完全不能成立。這不僅因為生命與生命之間具有等值性，更因為人的生命不能作為他人的手段。

　　何況緊急避險還有一個特殊的限制條件，即避免本人的危險，不適用于職務上、業(yè)務上負有特定責任的人，夏某身為檢察人員，依《檢察官法》的規(guī)定，其負有維護自然人合法權益的法定職責和義務，在他人法益面臨威脅時，挺身而出，是其職責所在。這就使得夏某的強奸行為也不能成為緊急避險了。

　　因此，夏某的行為只屬于脅從犯，而脅從犯不屬于《刑事訴訟法》第15條所規(guī)定的依法不予追訴的情形，理應對其立案查處。至于在審查起訴階段，依法對其作出酌定不起訴的決定；或者在審判階段，依法對其定罪但免刑，應該不成問題。（新京報 蒼松）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