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北郊，長安醫院一間病房，護士輕輕摘下一個病人的呼吸機。大夫在他的病歷上填下最后幾個字：晚期肺癌，呼吸衰竭。去世的這個病人名叫范旭東，他還有另外一個特殊身份：被陜西省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無期徒刑的殺人兇犯。生命凋謝之時，他身邊沒有親人，只有守護的民警，還有民警手頭14萬多元的治療費賬單。危重的病人和殺人兇犯，一個應予搶救，一個應予嚴懲，可當兩者身份合一時，激烈爭議就如炭火落入冰水…….”（法制日報 7月23日）

　　此事一出，似乎輿論又開始嘩然了，認為絕癥殺人犯不該被救治的大有人在，究其原因其實很簡單，無非是公眾嫉惡如仇的心態和對惡有惡報的期待，當然普通老百姓一時發發牢騷、謝謝私憤無可厚非，但我們更多人更應該在牢騷后透過事情看到更多社會的理性和寬容。

　　公眾不理解無非是兩條原因，其一是被救治者是殺人犯，殺人犯是壞人，得病甚至是死亡罪有應得，不值得同情。其二是為救治殺人犯竟然花了14萬，大家認為錢花多了，不值得。那么這就牽涉到兩個問題：什么人才可以被我們同情和救助？我的同情和救助花費多少才合適？

　　當我們冷靜而又理性地看待這個問題就會發現，似乎問題一提出就變成了一個偽命題。因為在理性政府和公民社會中我們對弱者或者需要者的救助是建立在對民眾公平公正、一視同仁的基礎之上的，無論是強者還是弱者，無論是官宦還是平民，無論是英雄還是罪犯，只要他們身處危難，遭受苦難，符合被救助的條件，他們都應受到社會規則和機構的理性救助，這種救助是撇開個人善惡標準的對人性的關注和關懷，從這個層面上說我們對于殺人犯的救助是必須的，因為他是危重病人，因為他需要幫助。救助，在這里不僅僅是善惡問題。

　　再者，我們的社會對個體需要者的救助如何衡量和計算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價值衡量或者金錢衡量問題，當一個人需要10元錢的救助時，10元錢就是救助的成本，當一個人需要100000元錢的救助時，100000元錢就是救助成本，但需要注意的是救助成本和救助本身的性質和崇高度無關，站在社會關愛和人性關懷的角度看，無論多少成本的救助都是社會文明的進步和人性光輝的閃耀---無論救助誰，無論被救助者之前做過好事或是壞事。救助，在這里不僅僅是金錢問題。

　　當然我們可以說還有很多貧困和需要幫助的人，我們應該給予他們更多救助而不是給予殺人犯，但是我們不要忘了人性的美麗、包容、關愛是博大的，是不需要被反復篩選的，如果我們每每都要用公平的口號和標準去挑選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從而再去體現我們的公平，那么本身我們就違背了公平的要義。

　　當社會心態和公民心態完善、成熟到一定程度，我們就不能僅僅關注善惡和金錢，我們要更多關注社會文明和公民權利的普適性和普遍性，讓人人享受文明及人道，就是讓世界充滿文明和人道。 （黃朔）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