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湖南株洲市中心廣場一中年婦女攜帶兩小孩和年愈七旬的老母親，頸掛“賣兒救夫”招牌，向社會求援，引起強烈關注。7月25日，湖南株洲縣建設局就此事件發出說明稱，這名中年婦女丈夫周拾民去年10月在刷寫“小廣告”時被巡防隊員抓獲，后從執法車上強行跳出導致嚴重摔傷，縣建設局已花費40多萬對其進行救治，而家屬提出巨額賠償要求未被滿足就組織人員上訪，并多次在互聯網和其他媒體上發布虛假消息。

公眾對此解釋基本上都持有和周拾民家人一樣的質疑態度：周是一個正常人，不會不知道跳車的危險，何況貼小廣告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即便是跳車也可能是被迫的。而株洲縣建設局的自說自話，很難自證清白。

這幾乎已成為此類事件的慣常情形：一方面，每當事件發生時，公眾渴望得到權威的信息發布，以探求事件真相，并尋跡問責；另一方面，每每權威信息發布后，又屢屢被當作笑談。這似乎很是讓信息發布方為難———不說也不是，說了又幾乎沒人相信。

權威信息的發布落入不說是錯，說了也錯的尷尬境地，是逐漸形成的。以近期幾起公共事件為例：從甕安的“俯臥撐”、晉寧的“躲貓貓”，到杭州的“七十碼”，上海的“壓力差”，包括最近的“杞人憂鈷”，這些流行語，都能使公眾看到，在背景各不相同的事件中，權威信息發布者的公信力，在一次次的“試錯”中，慢慢流失。公眾“懷疑一切”的情緒，也就這樣慢慢被堆集起來。

從河南的“王帥案”到內蒙的“吳保全案”，以及剛剛昭雪的山東“段磊案”，動輒被扣上“誹謗罪”帽子，表明公眾的表達一樣也不順暢。這樣，詭異的場景形成了：公眾不認同權威信息的說法，而公眾的說法同樣被否認；權威信息發布者和草根信息發布者，他們之間根本沒有互信。于是，“賣兒救夫”，被認為是一種要挾式的表演；而株洲縣建設局的解釋，則被認為是在努力撇清自己在周拾民摔成植物人事件中的責任，從而避免被問責。

這種沒有互信的社會是脆弱的。從株洲縣建設局的回應里，已經有周家人“多次雇人圍攻縣委、縣政府，沖擊市政府大樓”這樣的描述，用剛發生不久的石首事件進行對比，我們不難看出這又有群體性事件爆發前的影子，而這種雙方的不互信，何嘗不是這類事件愈演愈烈的導火索呢？不妨設想一下，中國的底層民眾，素有堅忍的性格，所謂屈死不告官這句俗語就是最好的寫照。如果不是權利空間過于逼仄，像這種“捅婁子”的決絕做法，稍稍有路可走的人，是不會選擇的。

正是類似于株洲縣建設局這樣的恃權自保，被其執掌的公信力就顢頇地傷害了對底層公眾來說雖微小卻重要的權利。而監督力量的缺失，使得如果公眾稍有微辭，更大的組織性傷害便接踵而至。如果這種傷害屢屢被制造出來，非理性的訴求表達方式也就成為受傷害者唯一的選擇，久而久之，雙方的互信，必然會降至冰點。

根據《小康》雜志2007年8月發布的《2006~2007中國信用小康指數》報告，2006~2007年我國政府公信力指數為60.6分，超過70%的受訪者認為一些地方政府存在著“隱瞞真實情況，報喜不報憂”的現象。在這樣的境況下，恐怕沒有時間再讓我們對互信的流失等閑視之了。那么，如何重建公信力，并在此基礎上構建互信，或許應該進入決策者們的視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