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政府網站發布《昆明市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條例（征求意見稿）》?！稐l例》規定：有干擾、阻礙新聞媒體依法開展輿論監督等八項情形之一的，由主管部門或者監察機關責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的，對負有領導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予以問責；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7月27日《京華時報》）

　　《條例》將官員接受輿論監督制度化，試圖通過問責的方式規范官員對待媒體的行為。這使得《條例》的發布備受公眾關注。但能否發揮實際作用，改善昆明的輿論監督環境，顯然還需“以觀后效”。

　　可以說，一些官員之所以害怕輿論監督，往往是出于個人利益、部門利益和地方利益的考慮。但政府本是社會的治理者、服務的提供者，媒體則是社會的瞭望者、守護者，兩者之間本來就不存在矛盾。官員正確對待媒體，媒體能夠成為政府的“保健醫生”；把媒體放在對立面，不僅可能形成輿論“言塞湖”，也會徒增政府與官員的輿論壓力。

　　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各地在出臺《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條例》時，都將保障輿論監督作為了重要的部分。早在2005年，《深圳市預防職務犯罪條例》中便出現了這樣的條款。遺憾的是，直到今天，我們還是未能看到一位官員因干擾、阻礙媒體監督而被問責。

　　究其原因，關鍵是這些《條例》雖聲稱要問責乃至追究法律責任，但并未對不接受或不配合的事項和標準作具體規定。何種情形屬于要被問責的范圍，如何界定和操作程序等，在《條例》中都語焉不詳。這也就使得相關條款徒具威懾性，而無實際的懲戒效果。

　　事實上，我們并不缺少保障輿論監督的法律法規。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對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新聞出版總署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做好新聞采訪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新聞單位和記者的采訪權、知情權、表達權、監督權，任何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個人不得妨礙。“上位法高于下位法”，各地政府一再重復此類威懾性條文，并無太大意義。

　　因此，要真正保障輿論監督，僅靠威懾條文是不夠的，還需要具體的問責舉措作為保障。比如，可考慮制定保障輿論監督的問責條例，界定問責的范圍，明確操作的程序，使保障輿論監督的問責有章可循。當然，我們同樣歡迎地方政府能夠積極作出嘗試，出臺保障輿論監督的配套舉措與細則。（劉義昆）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