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個官司放在當下語境中應怎么看，卻未必水落石出。因為我們還沒有解決核心問題。這個案子的核心是產權界定。沒有確定的產權，所有的糾紛就無法清晰。而產權怎么才能清晰，我們如今要怎樣看產權，卻是這場官司的觀眾和參與者遠未涉及的。

首先，公民的產權和信仰的關系怎么厘定？這就沒有結論，也無相關制度來規范。比如在產權糾紛里，財產是誰的，和財產擁有人的什么意識形態徹底分開了嗎？再往深處問，如果一個高僧德高望重，當他的財產和他的信仰有所沖突，他還能得到人們帶著疑惑的法律保護；但假如一個犯罪分子道德淪喪，屬于他的財產權利還能否獲得明確的法律保障？

不去說改革以來關于產權原罪爭論的喧嘩和騷動。這個案子太普通，擔不起這么重大的討論，雖然要提醒我們一個必須面對的時代已經來臨，它要求我們對產權問題有足夠清晰的界定，否則改革就會徘徊不前。

但這個界定，卻不僅是要做加法，制定新的制度，還要求我們更多地做好減法，把曾經加在產權上的意識形態的東西剝離下來。比如國有資產和私有財產的不同，是性質和財務標準都不同嗎？再比如做慈善的資產和只滿足高水平自己生活的財產，一定有誰高誰低嗎？當不同財產發生沖突了，有糾紛了，處理的原則是什么？誰應該優先得到保護？

一場百歲高僧的官司其實打出了一個問題。財產的標準應該是什么？產權制度里的道德標準、財務標準，什么才是法律保護應予實施的基礎？說到底，產權有高下不同好，還是只有唯一的財務標準好？這些問題，解決起來甚至比我們承認多樣而遙遠的普世倫理還難。因為，產權是我們日常生活經常要直接面對的麻煩，是唯一而現實的，和遙遠天國容易想象成為多樣原則的浪漫，大不一樣。

(作者系獨立財經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