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社會廣泛關注的“開胸驗肺”事件有了最新進展，經職業病防治專家的復診，河南鄭州市農民工張海超最終被診斷為“塵肺病”。同時，鄭州市要求市監察局對本次事件所涉及的單位和責任人展開全面調查。

我們應當為張海超贏得初步的公正結論而欣慰，盡管這是一個遲到了的、令人辛酸的公正。也許話說得越明白就越會讓人悲憤不已，事實上“塵肺病”的結論并不是張海超“開胸驗肺”的直接結果，而只是輿論震驚、社會強烈關注之后眾多因素疊加作用的產物。得來一個職業病的真相，為什么如此之難，難到讓一個農民工傾家蕩產搭上性命為賭注，都不足以換取哪怕僅僅是一絲希望？“開胸驗肺”事件固然暴露了工傷鑒定方面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但是制度性缺陷是否形成這一事件及其惡劣影響的全部肇因，值得我們認真加以辨析。

真正阻礙張海超維護自身健康權益的制度性缺陷有兩個，一個是職業病鑒定要由用人單位提供相關材料的規定，另一個是本地職業病鑒定機構擁有職業病鑒定權的規定。前者實際上是要求用人單位“自證其罪”，因此導致用人單位推脫相關義務。后者其實是一種自我賦權和權力壟斷，使得職業病鑒定很難得到有效的技術力量的制衡和監督。這樣的兩個因素讓農民工張海超的維權之路歷盡艱辛，但在接連上訪以及新密市委書記接訪協調的過程中，無法申請職業病鑒定的問題實際上已經得到了突破。而鑒定結果的公正與否，和鑒定權力壟斷有一定關系，卻不能說明職業病鑒定機構有歪曲鑒定結果的制度依據。

回顧一下張海超“開胸驗肺”的苦難歷程，有助于我們了解非制度性作惡是怎樣一副面孔。在張海超檢查出自己罹患肺病之前，他工作過的耐火材料廠就已經在體檢中獲知了其“肺部出現陰影，需要復查治療”的信息，但是這樣的重要信息一直被隱瞞，這樣的欺瞞很難說是制度使然。多家醫療機構都診斷為塵肺病，到了真正具有資質的職業病防治機構那里，卻被公然診斷為肺結核。如此巨大的偏差，不是制度問題，甚至不是技術問題，只能是鑒定者的立場和良心出了問題。就在開胸之后，“大量粉塵肉眼可見”的情況下，手握鑒定權的人依然申明，只有外科肺葉切除標本和人死后的尸體解剖才能作為參考依據，“開胸驗肺”被排除在依據之外。

多家醫療機構證實僅僅看胸片就能診斷的塵肺病，為什么到了職業病防治機構那里就成了肺結核，職業病鑒定的相關制度無法使鑒定者產生如此駭人的異化。指鹿為馬混淆黑白的原因，只能是制度之外的作惡。鑒定者的中立一旦被權力或者金錢所左右，再大的偏差也不在話下，再明顯的謬誤也會被一口咬定為正確。壟斷的鑒定權力如此，非壟斷的診療權力同樣會如此，當鑒定者被外力所俘獲的時候，無論什么樣的權力都會被用于欺瞞和作惡。對于鑒定結果失誤的調查，不應當局限于對鑒定者的追究，而是要延伸到那些神秘外力的來源之處。在不受誘惑或壓力的情況下，堅持錯誤結論并一意孤行，這不符合基本的常識和邏輯。

對于改進和完善職業病防治制度而言，“開胸驗肺”事件提供了一個標本和契機。在完善制度之外，無論什么時候，無論針對何種問題，非制度性的作惡都應當被警惕。再嚴密的制度都無法完全杜絕人性的變質和利益的作祟，只有對失職的鑒定者和他們背后指使者的懲處到位了，完善的制度才能呈現足夠的力量。否則，過分的制度依賴只能在客觀上成為一種陷阱，在主觀上成為一種病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