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飆車案主角胡斌被安排接受電視采訪后，頂替說的演繹拉上了帷幕。這一場突然喧囂又瞬間沉寂的質疑，動用了無數網絡資源，傳統媒體也發表了不少報道和評論，而且案件的雙方當事人、當地法院和檢察院都卷入其中。此事件中反映的社會心態，不應該因為事實的澄清就煙消云散。

其中最基本的問題，當然是民眾對權勢階層的極不信任，認為權錢交易可以所向披靡。在以往的經驗中，民眾常常感到驚訝，發現只有自己想不到，沒有他們做不到的事情。在這個事件中，網民們想到了，但胡斌和他的家人并沒有做到。這是值得慶幸的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我仍然很好奇，為什么這些想象被網民們當作可能發生的事情？為什么網民們認為胡斌為了逃避法律的懲罰，可以無所不用其極？逃避懲罰為什么被看成是值得付出一切的結果？

胡斌找人頂替的代價有多大？有一個廣為傳播的說法是，他已經潛逃韓國，將做整容手術，以另外一副模樣存活于世，逍遙法外。

我認為，假如胡斌一家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搞定各方，完成調包動作，那么他們就能夠請人分析或者打聽出來，他將面臨的不過是三年刑期。為了這三年刑期，要讓原來那張臉徹底從世上消失，這是難以想象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胡斌開車撞死了一個無辜的行人，他真的可以這樣心安理得地逃避懲罰嗎？這是我在觀察整個頂替假說過程中，一直盤旋于腦海里的問題。我甚至分不清，這到底是胡斌的問題呢，還是網民的問題？難道一個罪犯不需要通過服刑來完成心理解脫嗎？

我想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西方這一類贖罪主題作品有很多，但是這部小說對此主題揭示得最為深刻。假如要把小說的故事簡單化，聽起來像是一個花邊新聞：一個大學生殺死了房東老太太，千方百計逃脫罪責，最后終于得逞。然而他受到良心的譴責，也受到他人的點化，經過痛苦的掙扎之后，他主動自首，被流放到西伯利亞，過上了靈魂解脫的服刑生活。

當這個故事在陀氏的精神拷問中，被演繹成近千頁的小說時，它就成為一部人類道德、法律和宗教對于骯臟現實與罪惡靈魂中人的存在與掙扎的呼告書。人該怎樣面對自己的內心，又該怎樣與扭曲的現實相處？這不僅僅是十九世紀的俄國人，更是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要面臨的問題。

明確的贖罪觀念來自基督教，但是它其實也是所有宗教的核心話題之一。在佛教中，因果報應也是一個最基本的解釋。我們是否還需要反思和懺悔？如果需要，又該如何進行？是公義嗎？是良知嗎？還是對法律的信仰？我們建立了什么通道？

當我們討論所謂資本原始積累的“原罪”時，當我們討論官員財產公布問題時，當我們討論司法腐敗內幕時，甚至當我們討論對乙肝病毒攜帶者的歧視時，我腦子里都始終縈繞著這個問題，那就是如何讓人心安理得地罪與罰。

真假胡斌質疑中，關于逃避三年刑期的假設把這個問題推到了極端。我十分欣慰地聽到胡斌說，他對死者懷有永遠的歉疚。但是我也十分恐怖地想象著，在網民的推論中，這句話完全有可能出自一個頂替者之口，而真正的胡斌正戴著假面在外面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