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晚，一輛保時捷卡宴越野車在杭州莫干山路電視臺附近的愛心斑馬線上，撞死了一名打工妹。此事成為近日輿論焦點。8月6日《中國青年報》發表了陳方的文章，作者稱“總有一天我們會對馬路殺手習以為常。”

作者之所以表達如此擔憂，其理由是：保時捷交通肇事案很難獲得胡斌案的社會效應，隨著胡斌案帶來的“人車對立”的大討論逐漸冷卻，隨著類似交通肇事案慢慢變成了常態新聞，我們“總有一天我們會對馬路殺手習以為?！?。

作者清醒地道出了一種新聞傳播的規律，而這規律幾乎是無法避免的，因而他的擔憂也很有道理。但是，任何推斷都有其前提，以我對該文的理解來說，作者的前提是：胡斌案觸發了人們“人車對立”的情緒，由此而帶來的是“汽車時代”的大討論，交通問題一時成為焦點話題。但是，真正回想一下，胡斌案的社會討論果真如此嗎？

“人車對立”的背后，其實還是貧富對立的問題，這好像無涉交通問題的本質。胡斌案所觸發的社會情緒以及相關討論，更大程度上是貧富對立情緒轉化而來，是主管部門執法公信力下降所致，而這早已溢出了交通事故的范疇。事實上，在胡斌案的討論中，關于我國交通系統的現實狀態，最初少有人提及，只是輿論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沉淀，這個命題才逐漸地、隱約地出現了——但它至今好像仍沒成為輿論的焦點話題。

交通肇事案件，一直以來就是作為常態新聞處理的，這些新聞有無真正刺激過人們的敏感神經呢？與其說“總有一天我們會對馬路殺手習以為常”，不如說我們早就對馬路殺手習以為常。我們早已從步行時代跨越到了地鐵時代，而交通肇事案件早已由最初災難性質的新聞降格為社會新聞了。

一個社會對超常規的發展過度迷信的話，一定會對這類案件表現出容忍，乃至漠視。作為常態新聞出現的交通肇事案件往往不會得到過多關注，人們很難對此真正“敏感”起來，除非它涉及到更敏感的社會問題。因此，交通問題不再被視為問題，交通系統的失靈狀態，也就一直以來被視為“常態的臨時狀態”，它仿佛永遠是個過渡狀態，但就是沒有得到徹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