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紛繁的世界其實變得越來越簡單，再無奇不有的現實，歸根到底也就是信與不信。我看見，這個時代人們的表情，寫滿“我不相信”。

　　8月7日，杭州市公安局再次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8·4”保時捷撞人案調查情況。杭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隊支隊長趙野松說，通過現場勘驗、調取電子監控視頻和詢問現場目擊者，證實被害人馬芳芳在橫穿馬路距斑馬線南側10米左右處被車撞上。網友當即質疑，為何恰恰少了事發當時29秒鐘的視頻，同時認為“通過警方公布的距離初步測算，保時捷車速應超100碼”。

　　29秒關鍵視頻的缺失，是一個足以引起無限想像的空間:經歷過胡斌飆車案爭議的人們，不能不想起“欺實馬”；經歷過武漢經適房“6連號”質疑的人們，不能不想起55秒的新聞發布會；經歷過“躲貓貓”事件的人們，不能不想起人世間最大的悲哀是“人死了，視頻沒了”。再遠一點，人們不能不想起“深圳高官”林嘉祥猥褻女童案中的關鍵視頻缺失；人們不能不想起哈爾濱命案中，“警方剪輯播放報導錄像不實”的死者家屬指控；甚至，人們不得不想起周正龍“華南虎照門”中的PS。

　　我們只能說，對29秒視頻缺失的質疑，不再是一個過程，而是一個結果。

　　這個時代最深刻的新聞，將決定這一代人的記憶，人們總是在想起最深刻的事件時，才想起自己當時在做什么。當一個又一個悲劇發生時，人們最多的記憶就是參與質疑，這又是何等深刻的悲哀，除了努力去辨別是非之外，我們已不相信是非，當人們遭逢悲劇，只知身陷悲情卻無法得出同時代的世俗智慧——悲觀當真是構建悲劇的不二基石？

　　杭州保時捷撞人案，在“刻意渲染”與“偏見”的判斷之間，我更愿意相信質疑是一種悲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在一個價值已然功利的社會，選擇通行證肯定多于選擇墓志銘。當你發現所有人都在做一個計算成本的“經濟人”時，又如何要求自己去做一個相信價值的“道德人”，于是任何人都會以質疑去計算他人的成本收益——甚至都不要求別人按法律道德去做，我們不信仰法律道德了，我們不相信還有人相信法律道德，這才是法治最大的悲哀，這才是最大的世俗悲劇。

　　如果沒有悲觀的承續，人們不會輕易相信這“29秒視頻缺失”的質疑，畢竟不是沒有別的途徑證明，至少還有現場目擊者，但人們已經事先選擇不相信了。每個人也許都只能看到真相的一部分，但卻都相信得到了真相的全部，作為信息的傳播者，我們不能不為官員互信的兩端越來越快地滑向兩個極端而深感憂慮——沒有什么斷裂，比不相信還有人在堅守公共價值更為嚴重。

　　在我們看到公共領域的公眾質疑越來越多地被質疑本身代替而喪失其公共性時，我們也看到了在公共領域內昆明警方對“處女賣淫案”中有過信息暴露偏差的當事人的“執法報復”。當公共領域內充滿了對立的情緒，我們祈求未來的，究竟是正義還是報仇？

　　任何報復，都基于正義的想象，而對立的雙方，不會具備同一想象，那么從現實出發，指責與對立都是不恰當的。基于對法律信仰的尊重，杭州警方當然應對29秒視頻缺失的質疑作出說明；基于對法律信仰的尊重，在獲得足夠證據支撐的說服面前，公眾自然應放棄受害悲觀的猜測。如果選擇不相信注定只能是一個悲劇，那么選擇相信就是出離情緒之外的理性。

　　我們不相信會經歷所有的悲劇，如果所有的人仍在設想一個幸福的結局，在這個值得想象的未來中，“29秒視頻缺失”不是一個真正的結局，而是一個真正理性的公共選擇。（曉宇）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