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商業腐敗在輸出怎樣的價值觀

　　不知道那些被力拓駐華代表胡士泰拉攏收買的某些國人，到底收受了多大數額的賄賂。但作為一個事實，這種無恥的媾和已“迫使中國鋼企多付出7,000多億元人民幣的沉重代價”。如果說跨國企業在華行賄危及中國經濟安全，力拓案已是一起很明白的大賬。

　　類似胡士泰的“商業間諜”案，可能并不普遍，但其拉攏收買之手法，正與近年來跨國企業在華行賄手段沒有二致。就在近日，全球不干膠巨頭美國艾利丹尼森公司承認，其中國公司為獲得訂單，曾數次以巨資向無錫研究所等中國政府部門行賄，幾名職員向中國官員送回扣、禮物以及提供觀光費用；公司總部發現海外公司行賄后，主動向美國證交會匯報此事，并接受處罰。上周《中國青年報》也披露，跨國企業在華行賄事件一直呈上升趨勢，中國在10年內至少調查了50萬件腐敗事件，其中64％與國際貿易和外商有關。

　　無錫市公安局新聞發言人8月10日發布聲明稱，“美國駐華公司行賄公安部門獲取訂單”的消息與該市公安機關毫無關聯，該局從未與任何境外駐華公司發生過業務往來，報道中所指無錫公安部門純屬不實之詞。圖為地處無錫市錢榮路八十八號的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學研究所。孫權 攝

　　不光是力拓案。任何商業賄賂，無不以逾越經濟法治的形式危及經濟安全。這已自不待言。至于說到這些在其本土形象良好的跨國企業何以“南橘北枳”，“入鄉隨俗”可謂是一個最深刻也最庸常的視角。這正是《中國青年報》指出的:中國市場巨大的利潤令跨國巨頭在“潛規則”面前敢于大膽出手；壟斷特權的存在驅使其鋌而走險；制度供給不足使其肆無忌憚。

　　但這已是一直以來“卑之無甚高論”的說法。倒是另有一種反省，足以提請國人深長思之。這是來自美國人對這種現象的解讀。葛特曼在2004年出版一本名為《失去新中國:美國商業、渴望和背叛的故事》的書。他在書中指出，新一代冒險家不得不痛苦地放棄自己的企業道德文明， “入鄉隨俗”，去接受中國的游戲規則；這一切使得他們深深地陷入理想與現實相沖突的兩難困境，一方面他們相信自己所做的是徒勞之舉，是對自己的理想的背棄，一方面卻不得不繼續向外鼓吹中國神話，以作為他們繼續在中國存在的理由。

　　當一切歸于利益，我們盡可以滿懷鄙夷地看待那些跨國企業的所謂理想與文明。但我們也應遺憾，隨著一起起商業賄賂丑聞被抖摟出來，一些頭頂光環的跨國公司開始黯然失色，而那些曾經為我們所渴望的財富規則及先進制度，也同時在丑聞中沉淪。我們應當明白，一種好的商業環境，即使不能擔負起培植良好企業倫理的功能，也不應使企業非得放棄其理想才能生存。全球經濟寒冬之下，中國市場已成為許多巨頭身上薄薄的棉衣之時，尤其是在“誰輸中國，誰就輸了全球”的認識之下，我們到底在輸出怎樣的價值觀念？

　　或許在葛特曼看來，那些在華行賄的跨國企業，并沒有以腐敗的方式更緊密地擁抱中國，而是以這種方式更快速地失去中國。這樣的一種可謂清醒的判斷，有基于國外企業在華長久利益的一種遠見，同樣也基于中國反商業賄賂的信心與努力。而除此之外，它真切地觸動我們的內心之處還在于，中國市場的法治與文明同樣是中國人的理想與渴望。跨國公司在華的遭遇，并不是跨國公司獨享的盛宴或另類待遇，恰恰正是令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國人的普遍感受。由此而引發的，是國人對公平與權利、法治與文明的廣泛思考。

　　“中國在能夠輸出價值觀之前，不會成為一個大國。”當跨國公司在華行賄被喻為“失去新中國”之時，我們已經必須反思，一些領域存在的腐敗頑疾，對于全球商業文明及價值體系帶去怎樣的沖擊。因此，如何構建基于法治與文明的商業文化，如何輸出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觀，不僅符合世界對于中國的期待，而且符合中國人對于自身經濟安全的堅定，符合對中國未來與發展的期待。 （楊耕身）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