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胡斌案還未完全止息的時候，杭州再次發生保時捷撞人案，兩個案子中的司法問題已經吸引了足夠眼球。政府自然要站出來有所作為。于是，有報道稱，浙江省公安廳決定實施嚴重道路交通違法行為的“嚴管措施”，對酒后駕車等違法行為一律“頂格處罰”。

但只要記憶不是太差，我們就能想起胡斌案剛剛發生沒幾天，杭州就開始了聲勢浩大的行政專項整治，信誓旦旦地要求公安交警和有關執法部門“以鐵的決心、鐵的手腕依法從嚴從快查處此事，防止此類悲劇在杭州重演”。

然而，悲劇還是重演了。于是，新一輪的行政專項整治也再次開始了。

在中國，專項整治的執行流程往往都有固定模式，首先是一個或一系列事件作為導火索；其次是相關部門召開會議， 出臺專項整治文件，部署專項行動； 再次就是監督管理部門大張旗鼓地出動，開展聲勢浩大的檢查、處罰行動；最后是總結表彰，宣布豐碩成果。

顯然，這種強調普通公眾參與的突進性執法過程，帶有強烈的運動式治理思維。已故的中國政治研究專家鄒讜曾分析，中國政治過程運行的一個典型模式就是政治動員。這種模式最明顯的特點就是通過決策者與個體人直接的接觸，公共政策可以迅速地抵達信息底層而被執行。但這種動員模式主要的問題就是，相對于現代官僚等政治過程，制度性權威在社會中逐漸滑落，執法隨意性相對較強。所以，如果治理模式過多地偏向于此類突擊性的專項整治，不僅僅影響了公權力執行的合法性，而且其本身的行政效能也值得懷疑。

一方面，即使按照法規辦事，但專項整治思維的前提往往都把法律看作伸縮自如的工具， 隨便地對法律作“放大” 解釋， 一味追求短、 平、 快的效用。片面追求辦案數量與速度，忽視辦案質量，已經成為整治過程中的通病。在整治期間被查處者，所受處罰遠比平時重，也嚴重地破壞了法律的權威性。短期看， 專項整治的效率貌似較高，從長遠看則有違公平。

另一方面，專項整治初期違法率會顯著下降，但經過反復多次的專項整治行動之后，如果沒有持續的刺激，整治本身的威懾力將有明顯的頹廢之勢。同時，頻繁進行專項整治，會促使基層執法人員懷疑專項整治的效用，逐漸疲勞與厭倦；頻繁進行專項整治，也會引起公眾對專項整治必要性的懷疑。而一旦執法人員與公眾都懷疑執法效果和必要性時，行政效能又從何談起？

總而言之，在轉型期的中國，政府的治理資源畢竟有限，加上慣用的運動式思維，政府往往得心應手于運用專項整治來對常規治理進行間歇性的彌補。但是，我們又必須看到，如果不以常規治理為目標，而堅持讓此種弊端重重的治理模式生生不息，類似杭州胡斌案的事也會綿延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