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國多個城市上調水價，外資水務企業被認為是漲價的操縱者，并被指壟斷了中國水務市場。這看起來是個很吃驚的消息，但是，外資為什么能操縱水價？通過分析，可以發現，假如外資水務企業被認為是漲價操縱者可以成立的話，那么，這種操縱的形成也與地方政府有著莫大的關系。

　　有人指出，“以前地方政府是賣地賺錢，現在把市政公用事業也賣出去，這些都賣完了該怎么辦？”在原建設部頒布《關于加快市政公用行業市場化進程的意見》后，很多地方政府就開始賣水廠，要么是跟外資合作，要么干脆一賣了之。可以說，正是在指導思想上的偏頗，對公用事業的冷漠，才讓外資一步步走上“操縱”地位的。筆者以為，與其說是外資操縱了水價，不如說是地方政府拋棄公用事業的必然。

　　由賣地賺錢到賣公用事業賺錢，顯現的是政府公共責任后移的場景，與之相伴隨的是，政府的臉上寫滿了“利益”的字眼，成了“無利不起早”的“商人”。如果說，對商人來說，追逐利益是一種理性反映的話，那么，對政府來說，能到處伸出“逐利之手”嗎？

　　透過外資操縱水價說，公眾看到的是地方政府逐利之心而非公共服務之心。公共行政理論認為，政府是一種委托代理機構，它必須對其委托人即公眾負責，確保公眾利益得到維護是政府職能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由賣地賺錢到賣公用事業賺錢，明顯背離了這點。政府的逐利之手不能讓公眾享受的公共服務受損，這對于任何政府來說，都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底線。

　　我們知道，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和納稅人的關系，就是對公共產品——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的生產和消費關系。其中政府是賣方，納稅人是買方。這就是著名的林達爾稅收價格學說。它旨在表明，作為整體的納稅人按照自己的喜好，通過向政府付費，即納稅的方式，訂購公共產品，政府根據合同的要求，保質保量保時地完成公共產品的供給。而地方政府的逐利性則違背了這一要求。

　　必須明確，公共服務不管由誰來提供，不管用什么樣的體制和方式來提供，最后對公共服務提供的結果負責的仍然是政府。政府必須對確定公共服務提供的目標負責，必須為公共服務埋單，還必須對公共服務的結果進行監督和評估。因此，政府的主要責任雖然不再是提供某項具體的服務和設施的生產，但在確定服務供應標準、資金來源、績效評價等方面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正是在這點上，外資操縱水價說也印證了地方政府行為的背謬——逐利代替了公共責任。這是我們不能警惕的。（朱四倍）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