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道偉 漫畫

　　河南沁陽市山王莊鎮盆窯村8位村民在村內散發傳單，指控村支書有經濟問題。這起事件，引來當地公檢法的全面介入。先是由當地公安機關開會研究后鄭重立案。再是檢方對8人批準逮捕，為顯“隆重”，有6人被押上舞臺“公開示眾”。

　　最終，8人均被法院以“誹謗罪”判刑。這還沒完，被告人上訴之后，重審結果居然是量刑的加重。這宗引發輿論關注的個案最新進展是:被告人再次上訴，焦作法院再次發回重審，目前結果未明。

　　從簡短的新聞報道中，我們不難窺見已然成為治國方略的“法治”在一些底層司法機關的尷尬境地。上述案件，不管誹謗罪名是否成立，僅從程序上看，從公安機關立案到檢察院批捕到法院審判的諸多細節里，均能找到違法或規避法律的影子。

　　如“誹謗罪”的立案當屬典型的濫用警力。自幾年前的“重慶彭水詩案”開始，一輪又一輪的輿論聚焦和評論熱潮反復傳播著同一個法律常識:《刑法》第246條規定的“誹謗罪”系“告訴才處理”的自訴案件，只有“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特殊個案才能“自訴轉公訴”。8位村民舉報村支書腐敗問題，即便有誹謗的事實，損害的也只是村支書的個人名譽。將某位特定的村支書的個人名譽等同于“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未免太高抬了這位支書吧？！公安機關對8位村民的立案明顯超越了管轄范圍，運用偵查權來維護某位村支書的個人名譽，也與當前中央政法機關反復強調的“慎用警力”理念背道而馳。

　　再如對8位嫌疑人的公開批捕也有違法律規定。1996年大修之后的《刑事訴訟法》首度區分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等司法稱謂。被逮捕人還僅僅是“嫌疑人”,對“嫌疑人”的“示眾”有違“無罪推定”，實則構成為一種新的“法外之刑”。“兩高”及公安部、司法部多次發文禁止各地舉辦“公捕大會”，這些法令與法律在沁陽有關部門眼里，似乎并未構成任何阻礙。基層的法治生態確令人憂心。

　　還有8位村民上訴之后，有7人竟然都在上訴法院發回重審后被原審法院加重刑罰。作為一項法律常識，“上訴不加刑”是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制度。確立“上訴不加刑”原則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被告人因擔心加重刑罰而不愿或不敢提出上訴的思想顧慮，使被告人能夠毫無顧忌地行使上訴權，保障被告人的訴訟地位不會因上訴而惡化，以便其充分行使法律所賦予的辯護權。從報道中看，本案事實清楚，只是在具體的法律適用上存在爭議。二審法院完全可以依法改判，而無須發回重審。也許正是基于對“上訴不加刑”原則的“尊重”，法院才采取了“發回重審”這一方式來變相加刑，規避法律。鑒于重審所認定的事實與罪名與原審并無本質區別，而7位被告人卻確實領到了更重的刑期，合理的解釋只能是當地一些黨政官員意欲給這些“不聽話”的村民們一點顏色瞧瞧！發回重審后再加刑，雖沒有赤裸裸違背法律那么嚴重，但這類有意規避法律的行為同樣是“反法治”的表現。

　　在一個案件中，集合了如此之多的程序違法，從中也可以窺見基層司法生態現狀之一斑。如果沒有對這些公權違法行為的嚴厲追究，而僅僅是通過輿論的關注糾正了強加于8位村民身上的錯案，那么，類似案件還會源源不斷地被制造出來。就在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坦承:“當前，部分群眾對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漸泛化成普遍社會心理，這是一種極其可怕的現象。”公眾何以不再信任司法，基層司法的真實生態就是答案。（王琳）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