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市武昌區紫荊村90高齡的李婆婆，為了照顧一直未嫁、身體癱瘓的72歲女兒，選擇到街道上擺攤賣小五金。當地城管執法中隊隊長周樹榮說，李婆婆太可憐了，我們不忍心去管。李婆婆說，城管不但不管她，還時不時給點錢給她。(8月26日《武漢晚報》)

看來城管的心也是肉長的。對于一個弱勢到九十高齡還要上街擺小攤、一直不舍不棄照顧癱瘓閨女的老婦，他們也會和其他人一樣心生憐憫。可以說，是九旬老人的明顯弱勢觸動了城管人員內心的柔軟，讓他們“不忍心”去執法。那如果碰到那些年事還不太高、衣著還算周正、身體看上去很健壯的小攤販，他們還會油然而生同情、憐憫之心嗎？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否則，又何以解釋早已深入人心的城管的負面形象呢？

其實，除了擺小攤養女的九旬老人是弱勢者，差不多每個小攤販都是弱勢者——擺攤純為體驗、豐富生活者除外。那些看上去健壯、衣著不太破舊、年齡不高的小攤販，也有著自己不為城管所知的困難：子女的學費、房子的租金、一家人的吃穿用、老人的醫藥費……如果不是為生活所迫，誰會選擇這個利潤極低、到處被攆甚或被罰得血本無歸的活計呢？

如果城管懂得每一個流動小攤販的艱辛與悲苦，就應該一律參照對待李婆婆的態度來對待他們——因為“不忍心”，所以不管。但這樣一來，城管的職責與良心就構成了一個悖論：嚴格管理則太殘忍，網開一面則涉嫌失職。要是有關部門追究起“不忍心”執法的城管隊員的責任來，不僅會讓“李婆婆”們過意不去，還會導致如此溫情執法的逐漸絕跡。

之所以出現“城管職責與良心”悖論，是因為在一些地方，在明確城管執法部門和城管執法人員的職責之初，就少了幾許柔情，多了幾分“殘忍”。在有些地方，城管的權限那么大——要管得太多則火氣過大，就像商場售貨員笑久了也會苦著臉一樣；管理目標那么高，一時一刻也容不下轄區內出現小攤販的身影；執法尺度那么寬，而權力總是會被用到邊界處為止。如此一來，管理對象能不叫苦嗎？

如果制度不能滿懷柔情，那九旬老太擺攤養女被寬容的故事，只會是個別城管一時良心發現的執法版本，對于普遍存在的弱勢攤販而言根本不存在示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