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狀元”又出了新話題。雖然沒有明說，但此一番涉及的是狀元的“真偽”問題。狀元者，拔得頭籌也，科舉時代每三年一次，每次只產生一個；如今高考文理分科，所以應該是兩個，但浙江今年卻出了四個：兩個是“實打實”的，兩個是“加分”得到的；自然，“加分”之后超過了“實打實”的，于是催生了“裸分狀元”與“加分狀元”這兩個新概念。

四名狀元分別來自四所中學，四所中學乃各自開動了自己的宣傳機器，大約因此而引起了媒體的興趣吧，也讓我們開了眼界。報道引用杭州某位知情者的話說，文理科狀元出現雙雄“爭霸”的格局，認定誰是真狀元還真有點難。的確如此，“加分”這里豪氣地用“結果”亦即“事實”來說話，“裸分”那里呢？顯然底氣更足，就差沒用個“偽”字來回敬對方了。不過，我們把視線放開一點會發現，與其進行無聊的狀元歸屬認定，倒不如認識究竟什么東西糾纏于“爭霸”問題的背后更有意義一些。

在我看來，“裸分狀元”與“加分狀元”之爭，實質是社會上風靡著的“眼球經濟”在本應“追求久遠、必須冷靜”(陳平原先生語)的教育領域的投射。人們有目共睹的是，文化作為軟實力得到重視之后，各地都空前重視“文化”。但多數人理解的文化，卻僅僅是能帶來白花花銀兩的某些文化要素，而不是此文化所以區別于彼文化的精神內核。因此，爭奪高考狀元歸屬，委實跟新近的湖北安陸與四川江油爭奪“李白故里”之類沒有什么區別，大家眼睛盯住的是“故里”能夠帶來的效益。螳螂捕蟬，黃雀在后。倘若有人還記得郭沫若著作《李白與杜甫》的話，可知郭先生那里還有一種觀點，卻是與安陸和江油都不相干，開篇就是“唐代詩人李白，以武則天長安元年(701)，出生于中央亞細亞的碎葉城”。碎葉城唐朝時屬于安西都護府，后來給人家弄去了，要還是咱們國土的話，李白故里之爭肯定會更加熱鬧了。

無論“裸分”還是“加分”，四所學校都誕生了狀元，這樣的結果可以說是“四贏”。其實，那些熱衷于靠歷史名人往臉上貼金的地方可以遵照這個思路，況且古人早就給了提示。一下子記不得哪本筆記叢刊了，里面把本地的古名人分為幾類，“所生于此”、“所居于此”、“所官于此”、“所葬于此”等等。這樣的話，一個歷史名人就可以大卸八塊，沾點兒邊的都分得一杯羹，沒必要爭得面紅耳赤，甚至你死我活。何況，如本省的冼夫人一樣，“所葬于此”還可以再分解為若干個地方，不妨礙大家共同依賴先賢的招牌吃飯。現在，“裸分狀元”與“加分狀元”之爭浪跡于故里之爭其間，鬧哄哄的同樣感覺到烏煙瘴氣。教育不像教育，倒像是在賺吆喝做生意，庸俗不堪。當然，我們的各級教育早已難逃做生意的嫌疑，有識之士呼吁不已，決策人物充耳不聞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