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重慶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副局長文強，在重慶這次“打黑風暴”中黯然落馬。接近文強案專案組的人士稱，文強因涉嫌嚴重違紀被雙規后，從其一處住所中搜出大量人民幣、港幣、美元、英鎊以及金條，價值3800萬元，還有8處房產(其中4處別墅)，其總資產已近9位數。其中位于武隆縣的一套占地20多畝的雙棟別墅，市場價在3000萬元左右。(《成都商報》9月2日)

一個直轄市的公安局副局長，聚斂錢財近億元，相當于一些貧困縣的全年財政總收入，令人嘆為觀止。這還不是孤例——前些時候落馬的山西省繁峙縣檢察院副檢察長穆新成資產同樣過億元；而在深圳龍崗區“舞王”大火事件中落馬的龍崗公安分局副局長陳旭明家藏現金千萬余元，總資產也是過億。

如果說貪官的受賄、貪污等行為比較隱蔽，若非東窗事發，難以察覺，那么，貪官的巨額資產卻并非藏匿在真空之中，許多貪官根本就是招搖過市。像穆新成平時就“牛氣沖天”，所謂的做“善事”也是揮金如土；早年的原沈陽市市長慕綏新平時一身“行頭”常常價值過萬；而文強的別墅在當地也為人所知，當地甚至還流傳一種說法：文強買地沒有花一分錢，是武隆縣一位主要領導白送的，建房子也沒有花1分錢，是有建筑商替他免費建好的。難道，他們不知道《刑法》中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如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于自己頭頂嗎？

今年2月，全國人大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七)規定，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由五年有期徒刑提高至十年有期徒刑。輿論為之歡欣鼓舞，認為這有利于打擊腐敗。不過，就我所知，單獨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對官員立案、判決的案例幾乎沒有。所謂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在實踐中不過是一個“尾巴罪”而已，也就是說，在對官員以受賄罪、貪污罪等罪名立案查處后，才順便查處其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看看，從慕綏新到陳旭明再到穆新成、文強，哪個不是因為其他事情東窗事發才將其來源不明的巨額資產牽出來的呢？

“尾巴罪”意味著貪官并不會因為資產巨額且來源不明引發民憤而被上面查處，而是因為其他惡劣行徑，比如包庇了黑社會，比如監管不力發生大火引發了“官憤”而被查處，為了加重對貪官的處罰，順便就加上個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那么，官員平時只要在官場小心翼翼，保佑煤礦平安，娛樂場所不燒大火，貪污受賄隱蔽一些，那就平安無事，巨額財產可以盡情享用。

官員可以盡情地享用其來源不明的巨額財產，究其根源，還是我們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步履蹣跚。眾所周知，官員財產申報有利于加強對官員的監督，是行之有效的反腐敗“陽光法案”，但這一制度在我國長年來“水土不服”，一直不能扎根落地。其原因就在于，大多數官員反對這一制度。2008年9月，新華社的一次隨機調查顯示，七成受訪官員表示反對財產申報制度。某省一位領導在接受采訪時就振振有詞地反問：為什么不要求民營企業家申報財產呢？沒有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官員的巨額財產“無人問津”，紀檢、檢察機關無從知曉，或者明知其有巨額財產也因為缺乏強制職責而不愿下手。

文強因為護黑落馬被查出身家近億并不奇怪，說到底，每個濫用權力的官員背后都有來源不明的財產，無非是數額有“巨大”和“較大”之分而已。什么時候，官員的財產成為調查的源頭——而不是尾巴，反腐的局面大概將會真正有所改善了。(作者為檢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