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孩子在高考制度下的不公平現象，這幾年在加劇。臨沂師范學院綜合素質評價中的的六項考核標準里面有兩項，如審美與表現，運動與健康，就跟農村的考生不搭邊。這被認為是沒有經過科學的論證，沒有經過深入的研究，對農村學生不利。（9月3日央視新聞）

　　農民曾承擔了我國現代化和改革的大量成本，但是，收益甚少，甚至還被稱為“二等公民”，如今，他們的子女幾乎延續了同樣的命運：被拋棄和承擔不公。這是一種怎樣的景象？在筆者看來，當農村孩子繼續承擔同樣不公命運的時候，就意味著“農村學生”在當下有了農民般“符號”象征意義，這是我們不能不正視的，因為在這種惡性循環面前，我們看到的是可怕的階層復制。

　　通過對全國6個城市8所重點中學的問卷調查，《中國城市高中生的家庭背景調查》課題組負責人王雄介紹說，“來自政府管理者、企業管理者與專業技術人員等傳統和新興的優勢階層的子女獲得了最多進入重點高中的機會，而社會弱勢階層享受優質教育資源的機會則逐漸減少，尤以工人、農民的子女下降最為顯著。”那么，結合本則新聞，筆者以為，“農村學生”同樣承受著“孤島”的代價。種種跡象顯示，我們必須對長期以來被遮蔽的農村孩子命運進行理性觀照，對農村孩子無法享受公平教育資源和機會進行冷靜審視。

　　應該承認，在不同類型的國家，擁有更多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的優勢階層子女在享受教育和接受高等教育上占有優勢；而低社會階層的子女則處于劣勢，是一個基本現象。也正是如此，我們才認為，教育中的階層差距，是社會階層差距的表現。

　　不過，從社會階層的角度而言，難以確證哪一個階層的子女更聰明、更具有努力的意愿并最終獲得成功，家庭背景的影響當然是直接而深刻的，但家庭背景并非孤立地發揮作用，它必然在特定的制度環境下被有意無意地放大或縮小。因此，對農村學生不利的測評是特定制度的產物，其背后的教育不公和權利劣勢等因素必須得到抑制，否則，整個社會就要陷入階層復制的陷阱。

　　在筆者看來，農村大學生比例下降屢屢被提及，在于這種現象所引發的焦慮不僅僅是農村子女向上流動困境的焦慮，也顯現了整個社會對農村大學生比例下降的憂慮。簡單地說，這種憂慮是一種雙向互動群體焦慮，既反映在農村家庭本身，也反映在非農村家庭和人員中。

　　對非農村戶籍的人士來說，之所以充滿憂慮，在于對整個社會日益陷入分裂和對立境地的不滿，是對農村大學生比例下降隱藏的社會風險有所警惕的結果。誰也無法想象一個社會能使一個群體充滿希望而讓另一個群體充滿了絕望，假如希望只給了一個群體而滅絕了另一個群體向上的希望，那么，帶來的后果是災難性的，對于整個社會來說，不啻于是陷入了“火藥桶”之中。

　　整個社會是一個有機體，當一個群體剝奪了另一個群體向上流動、改變命運機會的時候，就意味著社會的斷裂。筆者以為，對農村學生不利的測評隱喻群體雙向焦慮，而群體雙向焦慮是個危險的社會預警信號。有必要重視之，并采取合理的方式加以解決。（朱四倍）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