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備受關注的孫偉銘醉酒肇事死刑案在四川省高院二審開庭。法庭上，代理律師提交了受害人家屬聯名簽下的諒解書，并得到法庭采信。公訴人也認為不宜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但部分受害者家屬卻稱難以接受公訴人的免死建議，認為“檢方應為受害者說話”。(9月6日《廣州日報》)

已積極賠償的孫偉銘是否非死不可，不僅在檢方與受害者家屬之間形成意見對立，也在網友中引起了激烈爭議。有人堅持死刑，不能因為賠償就不死，否則“交通肇事死刑第一案”則變成“花錢買命”之典型；也有人開始譴責受害者家屬缺乏誠信，為獲賠償不擇手段，這意味著受害者家屬正在失去道德高地，輿論開始同情肇事者及其家屬。那么，積極賠償該不該影響對孫偉銘的量刑呢？檢方的建議有法律依據嗎？

我覺得公訴人的意見是正確的，既有法律依據也有法理依據，且符合我國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顯然，對本案判決結果的正確理解，取決于人們對“賠償”意義和作用的理解和把握。賠償雖然是犯罪者的法律義務，但積極履行賠償義務既是贖罪的表現(其法律意義就是“認罪態度好、有悔罪表現”)，也是主動降低其犯罪社會危害性的舉動，理應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四條規定，被告人已經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的，法院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這一規定既符合我國關于犯罪構成的基本法理，也符合“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適應”的基本刑法原則。積極賠償受害者經濟損失而對被告人從輕處罰，與所謂的“花錢買命”和“賠款抵刑”有著本質區別，決不可混為一談。

就孫偉銘案而言，賠償雖然是一審判處死刑后進行的，帶有一定的功利性質，賠償力度也遠遠不及應賠數額，但從孫偉銘及其家屬的賠償能力看，他們已經是挖盡了“潛力”，屬于“過度賠償”了。為了賠償不僅賣掉了孫偉銘名下的一套房產，而且還賣掉了孫父母在重慶的住房，要知道孫的父母沒有義務拿自己的財產賠償受害者，由此可見孫偉銘及其家屬在賠償問題上已經盡了最大努力。

如果將孫偉銘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社會危害作為一個定值，當然對失去生命這一危害后果是無法挽回的，但對人身傷害及其經濟損失則是可以通過賠償來彌補的。犯罪后積極進行賠償，就是在努力減少犯罪的經濟損失，減少對受害者及其家屬的危害，本質上也是在減少對社會的危害程度。這一邏輯在法理上不存在任何障礙，是完全講得通的。既然如此，司法機關就應當在量刑時予以充分考慮，不能賠與不賠一個樣。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一個核心原則就是區別對待。對這個原則，最高檢察院的闡釋是，應當綜合考慮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包括犯罪侵害的客體、情節、手段、后果等)、犯罪人的主觀惡性(包括犯罪時的主觀方面、犯罪后的態度、平時表現等)以及案件的社會影響，根據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犯罪與社會治安的形勢，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依法予以從寬或者從嚴處理。在孫偉銘二審判決中體現積極賠償且超能力賠償這一情節，是絕對應該的。(作者系山東政法學院法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