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慶師大9日舉行的“女科學家高層論壇”上，全國人大常委、教育部原副部長稱因受嫁入豪門的電視劇影響，部分女大學生出現了“傍大款”的觀念，“這是一種悲哀，我感到很痛心”。

□司欣

從某種意義上講，不是當前才有“傍大款”現象。如果“傍大款”劃限于把“嫁得好”作為追求目標的女生的話，或許任何時期某些女性都有“傍”的需求，只不過“傍”的對象在變化。上世紀50年代走俏的是 “根正苗紅”的農民后代，60年代吃公家飯的工人老大哥成為搶手貨，70年代黨員干部是女孩心目中的赤馬王子，80年代 “方向盤”、“聽診器”、“三轉一響四十八條腿”都是女孩的最愛……

男性力量的長期獨大，讓一些女性自然而然長成了攀援性植物。現代女性比以往要好得多，但某些方面的境遇并未發生實質性改善，相反社會化生存和職業環境給予女性的消極心理暗示卻越來越多了，包括讓她們賴以自豪的生育功能，也成了巨大的生存包袱。“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心態，讓一些女生對大款趨之若鶩。

或許短暫的青春美色，以及從謀生工具不得不淪為婚嫁資本的大學文憑，是她們手中僅能掌握的優質資源，而在交換成風的商品游戲規則中，在暴富型男權對于女性美色的需求中，“傍大款”折射出的是更多的社會問題，也許不是簡單的痛心乃至指責可以涵蓋。

對某些人來說，“傍大款”確實有出賣尊嚴、違背內心的因素，對于沖著金錢圖一時享受的動機，我們應該加以譴責。但我們不能忽視問題的另一面，安全感是女性與生俱來乃至畢生追求的最重要心理需求。對一部分女生來說，愛大款不一定是愛上他的錢，也可能愛他所提供的安全感，尤其是社會和法律無法提供這種安全感的時候。

筆者不否認 “傍大款”成為擇偶法則是消極的，但在新富社會里，這和種種亂象一樣，是難以規避的。隨著經濟秩序的規范、兩性職業平等的推進、乍富的國人不再需要以征服美色證實自身價值，女性從職業前景中看到希望、從自食其力中得到榮耀，“傍大款”就會成為過渡型社會的一時現象，大可不必過于焦慮或者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