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不得經商的規定，從中央到各級地方的文件、辦法里都有。但這樣的規定，首先是不斷被逾越，然后是不斷再重復，并且據說是重復里還在不斷完善。

規定作用不大，即便如此，類似規定沒有宣布作廢的，民眾還期望規定更嚴厲。上海就又擬規定副處級以上干部離職3年內不得經商(9月9日中新社消息)。實在是覺得奇怪，為什么是3年，不是5年或者10年，這是否還是嚴密論證的結果？另外，副處級以下的離職干部就不管嗎？

文件還沒出臺，就可以預見，是規范不了離職干部經商的。那為什么這樣的規定要出臺啦？大概也是問題嚴重，到了不得不管一管的地步。無獨有偶，廣東規定事業單位負責人親屬不得報考關鍵崗位。并且，所謂關鍵崗位，還詳細列舉，單位負責人員的秘書或者人事、財務、審計、紀檢崗位以及有直接上下級領導關系的崗位。(9月10日《廣州日報》)

我不覺得這是矯枉過正，反倒是覺得，我們的明規則可能接近癱瘓，法律和文件規定的屢屢被僭越。

上海要規定副處級以上干部離職3年內不得經商，廣東要規定事業單位負責人親屬不得報考關鍵崗位，還有幾十個省市自治區和幾百個地級市，以及幾千個區縣，上萬個鄉鎮都要不斷重復和出臺類似規定。結果卻是人所共知的，那為什么還要不斷出臺和重復呢？

小時候就被告訴各級領導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我想也應該是這樣。但官員也是人，人性里的那些陰暗的東西其實也都有。于是，法治和民主，就成為限制和制衡官員的兩大法寶，并成為全世界的共識。文件規定不了的，法治和民主程序應該頂上去。

這也便是以上兩個文件反映出來的問題共通之處。不妨拿英美公務員制度說一說。政務官、事務官，我們是不分的。但在組閣機制下，政務官是伴隨政黨的獲勝而獲得授權，事務官不過是政府雇傭的職員，內閣換了他們鐵飯碗可以還在。但政黨下臺了或者任期到了，政務官也就自然下位，從此他們便是普通公民，他愛干什么都沒人攔著，經商也可以啊，只要在法治范圍內。事務官從哪來？公開考試競爭而來。當然，拿事務官類比事業單位雇員，或有不妥，但意思相當。有本事考上去，哪有必要規定誰的兒子誰的女兒不可以？規定了，反倒不公平。

是的，法治社會，官員離職后為什么就不能經商，事業單位負責人親屬為什么又不得報考關鍵崗位？可以有限制性措施，但保證每一個人包括官員及其親屬的各種權益，也是一個公民社會所追求的。我們當然是擔心官員的關系網絡、權力尋租為其發財和親屬提供便利，但這本質上是另外一個問題，這與規定無關，只和權力本身有關。如果權力本身不受約束，法治本身只對庶民不對官員，文件所規定的也自然會被輕松僭越。根源還在限權上！

對上海、廣東的文件規定，盡管知道實行不了，大部分民眾還是希望更加嚴厲。其實，這是民眾對變革的強烈呼喚；而媒介對此的批評和憂慮，依舊是對變革的期待。少發文件，多在變革上做文章，是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