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沿海地區多個城市幾乎同時爆出“用工荒”。浙江省人力資源市場7月的供求報告顯示，企業總需求人數60.3萬人，求職總人數35.4萬人，用工缺口達25萬人。深圳市早在4月起就從年初的崗位缺口轉為用工缺口，當時用工缺口2.3萬人，到6月用工缺口超過6萬人。（《中國青年報》9月17日）

從“訂單荒”到“用工荒”的轉變，盡管讓一些企業措手不及，但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為農民工不愿充當“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廉價勞動力”了。

簡單地說，就是短工時代到來了，把打工者僅僅視作廉價勞動力的做法似乎走到了末路。短工時代的出現，是農民工“用腳投票”的結果。曾幾何時，不少人還在為“廉價勞動力”、“富裕勞動力”而慶幸，以為把經濟增長建立在廉價勞動力之上是一種“比較優勢”，殊不知，這是以大量農民工的權利受傷害為代價的。

那么，我們靠什么應對短工時代呢？由于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龐大，曾經連綿不斷的民工潮令企業家們錯誤認為，民工是無限供給的廉價勞動力，因此，在勞動力密集型企業中民工被密集且廉價地使用，民工的生存環境惡劣，民工的勞動力價格長期被嚴重扭曲，并已達到了極不合理的低水平。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的價格不可能長期背離其價值，短工時代現象的出現，正是國內勞動力價格上升這一必然趨勢的前奏，是市場供求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

應當承認，短工時代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勞動力短缺也不是一時的矛盾。短工時代與民工工資福利待遇低和農村政策的改善有關，但更關鍵的是，農村勞動力資源經過20多年的持續輸出，供給能力已經發生變化，正從過剩轉向緊缺，這不是短期性、局部性現象，而是長期性、根本性矛盾。正因為如此，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反思勞動力無限供給神話的破滅。進而，追問能否打破“城鄉分治、二元結構”的現狀，能否使勞動力短缺的拐點成為支付國民待遇的拐點？

并且，我們還應從農民工權利尤其是發展權的角度來審視短工時代。短工時代的來臨，對農民工來說，必然要求增強發言權、就業平等權、擇業自主權等權益，而這或是一個保護農民工權利的契機。盡管農民工權益問題有其深刻的歷史性及復雜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背景，但是，短工時代的出現告訴我們，農民工權益保護已經刻不容緩了，為農民工提供與城市勞動力一樣的國民待遇，是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也是發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