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日報》20日報道，深圳進行“大部制”改革后，深圳市政府17個委局的100多項職能和事項將于近期向社會轉移或委托，由社會組織來承擔。此次深圳各政府部門轉移職能和事項，涉及“行業人員的培訓和資格認證”內容的占了很大比例，如會計、導游的培訓或資格認證。另外，涉及行業評定等日常事務性工作也將逐步交給社會組織，比如旅游飯店星級評定核準、旅游景區等級評定、旅游規劃設計單位資質認定工作。

　　據悉，大部制改革后，深圳政府部門將取消、調整、轉移行政審批事項和政府職責近300項，此次“放權”僅是開始。將以往政府大包大攬的部分職能，轉交給社會組織，這是政府轉變職能，從管制型向服務型政府邁出的很有分量的一步。政府從不該管也未必能管好的事務中抽身出來，專注于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把該管理的事項切實管好，將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產品。

　　部分職能從政府手中轉移給社會組織，不僅是政府自身職能變革的需要，也是發展壯大社會組織的需要。如今，我們日益認識到社會組織在現代社會的重要作用，而我國社會組織發展相對滯后，影響力弱小，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是政府管制太多，本可交給社會組織管理的事情也抓在手中，從而擠壓了社會組織的成長與活動空間。

　　報道中說，目前，深圳市民間組織管理局已向社會組織發放了一份《社會組織承接政府職能和事項調查表》，該調查結果將為政府部門轉移職能和事項、遴選承接主體做參考。政府把部分職能轉移給社會組織，關鍵要看如何具體操作。如果轉移只是把承接的社會組織變成“二政府”，在具體運作上，同以往政府包攬時并無二致，那么對于轉變政府職能以及發展社會組織的意義不免有限，而且還可能產生灰色地帶，滋生腐敗。

　　社會組織是為一定的公共利益行使社會自治功能的非營利性組織，社會組織的自治性決定著社會組織自身是競爭性的。人們會為相同和類似的公共利益紛紛成立組織，并為追求“社會認同”、“社會美譽度”、“成員滿意度”、“社會影響力”等而與其他組織展開競爭。也就是說，一個事項，大到環保、慈善、小到酒店星級評定，都可能有多家社會組織競相參與。社會組織的合理競爭，有利于促進社會組織充分發育，激發社會組織的活力，從而在社會管理和發展方面發揮更大作用。社會組織的競爭性還意味著非強制性，相關服務對象可以自由選擇社會組織。因此，政府職能轉移給社會組織時，還應當避免壟斷，實現充分競爭。

　　社會組織的公信力來自其自身活動開展的表現，我們應當相信公眾的判斷力，相信社會的自治能力，也應相信社會組織具有自我約束和管理的能力，這些正是社會自治應有之義。（李建華）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