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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交管部門近日宣布，從10月1日起，對在主城11區范圍內阻礙交警執行公務、造成交警人身或財產損失且涉嫌刑事犯罪的人員，交警有權直接采取刑事強制措施，并立案偵辦。(9月21日《重慶晚報》)

雖然都是警察，但刑警與交警各有分工，刑警負責刑事案件的偵查，交警負責維護交通秩序。而阻礙交警執行公務的犯罪行為，屬刑事案件，理應由刑警負責偵辦，“交警刑拘嫌疑人”顯然是越界辦案。

當然，由交警直接立案偵查以上案件，有利于提高辦案效率。但我要說的是，法治在某種程度上需要犧牲一定的效率來保證公正，法治的價值并不完全在于效率，公平、公正地打擊犯罪和保障公民權利都是法治所要求的。這就要求在實現法治的過程中，必須做到各種價值的平衡，不能因為過分追求某一方面而偏廢其他方面。

還有，由刑警偵辦阻礙交警執行公務的案件，體現的是一種內部監督與制約。內部監督的效果沒有社會監督的好，但在某方面，由于內部更知情，監督也更有針對性，所以，內部監督不是可有可無，而是必不可少，特別是明確責任劃分后，這種監督會更有效。比如檢察權統一由檢察機關行使，但自偵案件的偵查、逮捕、公訴卻由不同部門負責，使得部門之間形成制約，通過層層把關，減少錯案的發生。

想想，如果交警直接刑拘并立案偵查阻礙其執行公務的嫌疑人，那么，交警既是當事人又是裁判官，對冒犯其權威的嫌疑人肯定趨于治罪，這很可能助長交警的不良風氣：我叫你怎樣就怎樣，否則你就是阻礙我執行公務，我就送你上法庭！更進一步說，如果案件偵查一味強調效率，干脆讓交警逮捕、公訴、審判一條龍，豈不更有“效率”？凡此種種，顯然不利于規范執法和建設法治政府。因此，“交警刑拘嫌疑人”應當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