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要求媒體不越位，不如要求司法堅守中立，公開、公平、公正地辦案，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飽受爭議的深圳機場女工梁麗“揀金案”畫上句號——10月10日，公安機關把一紙“撤案決定書”交到梁麗手上。此前，300萬元金飾的失主曾明確表示不會追究梁麗的責任。這意味著梁麗不再因“揀金”而被法律追責。

不過，有關“揀金案”的爭論并未就此平息。爭論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有關“揀金”行為的法律性質，另一則是媒體在此案件中是否有越位之嫌。對于正逐步完善的中國法治而言，這兩個方面的爭論都有現實的必要。而后者，則更具現實意義。

有人說，這是媒體的勝利。與此前一些媒體密切關注、輿論廣泛參與的案件相類似，媒體自始至終都是“梁麗案”的重要角色，甚至在很多時候，它們成為與司法對話的輿論“陪審團”。

“梁麗案”一年間，在司法沉默、專家激辯的情況下，媒體報道成為民眾對“梁麗案”進行法律、道德判斷的基本依據——梁麗困頓的家庭背景，梁麗身染重疾，梁麗是否會獲得國家賠償……從媒體關于此案給梁麗及其家庭所帶來的令人同情的遭際的報道中，民眾不自覺地表現出一定的傾向性，并形成巨大的輿論場。

在“梁麗案”上，輿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司法判斷，我們無從知曉。但倘若就此總結為是媒體的越位，這恐怕并不公平。毫無疑問，法律是神圣的，但法律從來不會自命神圣，而拒絕更加全面、更加客觀、更加公平地審視具體的案件，達到合情合理的結果。關鍵在于，司法機構如何避免受輿論影響，如何在洶涌的、有傾向性的輿論中堅守自己的判斷，如何通過自我約束和自我規范保持客觀公正。

的確，在一些案件報道上，有些媒體出于市場化、功利化的目的，不顧案件事實，道聽途說，夸張細節，干擾司法程序，甚至用憤怒的情緒取代理性的思考，用道德的判斷代替法律的分析，這都需要媒體自省，更多地變“訴諸感情”為“訴諸理性”。但更重要的是，媒體沒有司法權，它雖然可以對案件發表評論，但它能否影響司法，則完全取決于司法機關是否采納其聲音。

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要求媒體不越位，不如要求司法保持中立。無論是“梁麗案”，還是此前的一些案件，都在啟示我們，對任何案件的處理，司法部門都應當保持足夠的冷靜和理智，既要勇于接受社會和媒體的監督，及時公開透明地公布信息，滿足人們的知情權；同時更應該保持自身中立，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公開、公平、公正地辦案，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