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要加大管理力度，不能一“用”了之。領導干部的權力是人民給的，給領導配的公車也就應該用在為人民服務的公事、正道上。但是，少數干部、個別官員，由于對自己要求不嚴，入黨為官的動機不純，不能擺正權力、公車為公為民與為己為私的關系，總會發生偏移，總想據為己有。這一方面是由于其素質不高、組織上的教育不夠，另一方面，恐怕就是管理力度不夠了。對于公車使用來說，盡管一些地方、單位、部門，也有這樣那樣的規定和要求，但是，管理制度和管理人員基本都是一種空擺。在“領導說了算”的氛圍和體制下，哪一項管理制度、那一名管理人員，也不可能將“枷鎖”套在領導者的頭上，只能是對下不對上，或者根本就是寫在紙上、掛在墻上的假把式、鬼把戲。公車配了，那也就要用，至于是誰用，用在什么方面，也就少有人問津。如此，一配了之、一“用”了之，怎么能遏制住公車私用呢？

其三，要加大檢查力度，不能一“令”了之。我們很多地方、單位、部門，已經習慣于了發通知、下禁令，但是通知和禁令下了以后，是不是很好地落實下去，卻常常很打折扣。就拿“封車令”來說，年年下、次次發，但是，下了、發了以后，執行情況檢查了沒有、檢查結果通報了沒有、違紀人員追究了沒有，老百姓不知道，官方也不知道。只有天知地知官員自己知道。其實，很多事情并不是不好做，關鍵是我們有沒有用心去做、沒有認真去行。形式主義、老好人思想、權大于法等觀念和思想不清除，檢查督促的力度跟不上，再好的事情、再嚴的禁令，也只能打水漂、打折扣。試想，如果“封車令”發了以后，有關檢查督查都能及時跟上，而不是一“令”了之，那么單位的車子到底進沒進庫、領導有沒有公車私用等等情況就不可能不知道，也就不可能出現禁令年年下、次次發，但是公車私用、公款私用、公權私用等不正常現象仍然屢禁不止、屢令不絕了。當然，還有一個捷徑，那就是發揮公眾監督的作用，讓公眾監督破私用困局。

其四，要加大懲戒力度，不能一“曝”了之。可以說，對于公車私用，群眾很反感、很痛恨。但是，對此，真正嚴肅懲戒公開問責的沒見幾個。即便發現有違規違紀的人和事，也往往只是曝一下光而已。有道是，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公車私用，為何屢禁不絕，一個重要的原因還是因為追究不夠、懲戒不力。在國外，公車私用的現象非常少，這主要源于他們的公車管理制度健全，囊括了預防機制、監督機制和違規懲處機制，明確最低限度保留公務用車的范圍、使用規范、公車腐敗的處罰措施等。而且他們的公車早已納入了法制化軌道，一旦出現公車私用的現象，馬上司法問責。相比國外，我國沒有健全的公車管理制度，沒有法律護航，有時“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有時查一查、曝光一下應付了事，真正對公車私用實行問責的幾乎沒有。雖然一些地方、有關方面對于公車私用表示要嚴肅處理，不過結果可能也只是吆喝吆喝而已。因此，我們不但要大規模曝光車輛牌號，而且也要曝光這些相關當事人，并追究其責任。長遠來看，要將公車管理正規化、法制化，完善公車管理機制，一旦出現公車私用的現象，馬上進行問責，而不是一“曝”了之。只有這樣，才能讓公車回歸本位，讓官員驛動的“心”回到正道。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說的，“公車節日入庫，既讓我們司機休息，又可以杜絕公車私用，讓公車回歸本位，樹立清廉的形象。”那只能是忽悠人的說辭。

其實，嚴禁公車私用，并不難，難的是我們沒有把相關工作做到位。正因為如此，也就難怪乎出現官員子女開學時多輛公車云集校門似車展，而那些公車私用者們，還振振有詞地說，“大家都在用，很流行”。這不得不發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