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河南省城市低收入家庭的認定更加明確，被認定為城市低收入的家庭，必須按年度向所在地街道辦事處或者鄉鎮人民政府如實申報家庭人口、收入以及財產的變動情況，如果申請低收入核定的家庭隱瞞收入和財產，騙取城市低收入家庭待遇的，將被取消核定證明，并記入個人誠信體系。

令我感到艱辛的，不光是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生存之難。如果如實公開是必須的，那沒什么好說的；如果獲得低保是生存所必需的，被公開也是無奈的。我之感到艱辛之處還在于，今年兩會期間一名高官在回答關于官員財產公示制度提問時“先讓老百姓公布財產”的表示猶在耳畔，河南已著手規定城市低收入家庭每年須申報家庭財產情況。難道在財產公開方面，我們真的打算要“先群眾后官員”嗎？

財產申報制度創立的原意，乃在于使掌握公共權力的官員接受公眾監督，進而成為各國反腐之重器。所以，大概全世界也只有很少的地方，才會想到反其制度原意而用之，拿它來用在普通百姓身上，使公共權力更便于對這些公眾進行“監督”。

我不是想要力證財產申報制度用于城市低收入家庭認定是一種制度浪費，甚至是對弱勢人群人格尊嚴的一種傷害。但作為一種制度資源，其重器輕用之處卻是不言而明的。重器之用，總有一個輕重緩急。即使真有低收入者有騙取低保待遇的現象，那比之權力貪腐所騙取的錢財，也實在不值一提。然而為什么一種制度設置，在對待百姓時總是可以“應聲而起”，但在用于官員身上之時總是畏首畏尾，遲疑不前？

答案其實早已有之，那便是非不能也，乃不為也。在2007 年，全國人大代表洪可柱也曾坦言: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之所以沒有進入《公務員法》，主要是受到來自官員階層的阻撓，有些官員黑色灰色收入太多，工資收入占一成，灰色收入占九成。而我國最早提出官員財產申報立法動議是在1988年，距今已經有20多個年頭。今年雖有新疆阿勒泰等地開始試水官員財產申報，到底仍然是“秘密申報”與“部分公開”，最終沒能扯下那塊溫情脈脈的面紗。

當財產申報制度可以用于城市低收入家庭認定，表明此前有人推搪說官員財產申報“牽涉面很廣，操作起來比較復雜，不是短期內就能辦到的”，有多么虛張聲勢，敷衍塞責。“先讓老百姓公布財產”這樣的要求之所以被斥責，因為它偏離公民隱私權與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本質。這便是老百姓個人財產屬隱私權范疇，而官員財產因為事關公共利益，所以必須讓渡部分隱私權利，以滿足公眾的監督權利。以此來觀察河南規定，以及財產申報制度上的“官”“民”之別，重器輕用，不禁讓人徒然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