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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多名國家領導人關懷到中國足球的現狀，有人預測，中國足球真正意義上裂變期來了。

誠然。但是，裂變還是要自己變。

我想舉1992年紅山口會議和棒槌島會議為例。這兩個會議是在鄧小平南巡講話后，舉國上下各行業膽子都要更大一點的背景下。大家知道了，后來神州大地出現了甲A，出現了絕對超過超女快男熱潮的足球熱，我們甚至要和米蘭、桑普多利亞PK，那時出臺的計劃顯示，中國足球進入世界強隊，只需要十至十五年。

當時出現了足球省長、足球市長、足球書記……因為政府的支持，球隊胸前背后廣告基本靠指定，沒被指定的企業還很生氣，球場上座率更不用說，一張十五元的球票可以炒到三百元，五十元的甲票可以炒到兩千元，那時候中國足球運動員的別號叫“城市英雄”。

那場足球改革失敗是必然的，因為它根本就不是職業化。我只能舉一些小例子，比如說領導們通過給一些政策上的優惠(實際上是破壞了市場的公平性)來達到這座城市擁有一支足球隊的Q的等。

它的負作用是:一、政府把一項動輒耗資數億元的足球投資項Q當作單純的社會公益事業，致使職業足球本身的商業性被無情割裂，讓它很難可持續發展。二、現在想來，甲A球隊當時只是城市名片，在各地政府回歸理性更重視務實后，不可能忽視經濟利益長久支持一支職業足球隊。三、因為把職業足球當成社會公益事業或者名片，而不是生意，所以在急功近利心態下，青少年、師資力量、場館建設肯定被忽略。

現在，我最擔心的是，當高層領導重視之后，過往失去既得利益的行政力量又會卷土重來，以加強領導為由再次把足球拖回專業時代，或者專業和職業混編的時代。

因為我們承認只有把職業足球當成一門生意才能提高水平，提高了水平才能愉悅群眾，那么運營職業足球的一定要專家，組成職業足球聯盟的最大股東一定是俱樂部、球迷。

當然，這里的“生意”并不排除社會公益性，相反，只有它真正成了一門生意的時候，它才有能力對社會進行公益性資助，而良好社會反響，會再次對這門生意起到良好刺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