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憾的是，人口變遷的潛在影響在它最終表現出來之前，很容易被忽視。那些突發性的、立竿見影的事件和其中的因果關系，很容易引起媒體和公眾的關注，而人口變動則是潛移默化的，并且決定人口趨勢的基礎變量(生育率和各年齡段死亡率)的變動，和它們的經濟后果最終表現出來，這之間往往有數十年的時間差，這就很難構成新聞事件。但當它的后果表現出來時，再作反應或許為時已晚，特別是那些投資周期長、掉頭慢的產業，預見性尤顯重要。

在中國，有一個額外因素會干擾人們的直覺判斷：那就是計劃生育。在我們的改革開放和經濟起飛過程中，產業界每每可以從發達國家的歷史中，從四小龍的經歷中，獲得一些有益的經驗，來對發展前景作出預見：人均收入到某某水平時汽車銷量開始跨越臨界點，城市化到某某水平時水務市場開始爆發性增長，女性就業率到某某水平時生育意愿開始下降，等等，諸如此類的參照類比盡管很粗略也未必靠得住，但總的來說還是很有價值；然而在與人口密切相關的問題上，這樣的類比卻很可能成為誤導。中國獨一無二的計劃生育政策，將造就出一條從未有人見過的人口結構變動曲線，這條曲線的特殊形狀，將讓那些從對他國歷史的觀察中獲得的經驗歸于無效。對此，產業界必須引起警惕。

1949年后，中國經歷了三次生育高峰，其頂點分別在1963年、1971年和1987年。第一次是三年災難過后的恢復性增長，第二次是被第一階段計劃生育和知青下鄉所打斷的一個生育高漲期，而第三次一方面是第一次高峰中出生的人開始生育的結果，而這一高漲期隨后又被更加嚴厲的第二階段計劃生育所打斷。1963和1987年兩個高峰顯示出24歲是首次生育的集中年齡，這也與1980和2004年兩個出生率恢復增長的年份相吻合。每個高峰的前后都各有一個出生人口的上行期和下行期，就人口變動的經濟后果而言，其變動數比絕對數更重要，假設一個產業以30到35歲為主力消費年齡段，那么，1998-2001年和2014-2017年便很可能是繁榮期，而2018年之后將進入長達15年的衰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