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提請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進行三審的《侵權責任法(草案)》新增規定：因交通事故、礦山事故等侵權行為造成死亡人數較多的，可以不考慮年齡、收入狀況等因素，以同一數額確定死亡賠償金。(10月28日《中國青年報》)

這一規定被媒體稱為城鄉居民死亡賠償“同命同價”。筆者認為，這是媒體對法律草案條款的錯誤解讀。實際上，正接受三審的《侵權責任法(草案)》的新增規定，并未實現真正和完全意義上的城鄉居民死亡賠償“同命同價”，而只是對“大規模侵權”的集體死亡事故中的死亡人員實行不分城鄉的同等死亡賠償。

不可否認，草案的這一新規定比起現行相關規定來具有明顯的進步意義，但它仍然是不徹底的，是“附條件”的。準確地講，這一新規定不過是對近年來各地政府在處理交通事故、礦山事故等大規模侵權行為時的“一攬子賠償”做法予以肯定和認可，在實踐中適用范圍有限，這個意義上的“同命同價”離廣大公眾長期以來強烈呼吁的“同命同價”相距甚遠，因而其進步意義也是有限的，這未免有些令人遺憾。

在我國當前的司法實踐中，“同命不同價”的具體表現是“三不統一”：一是戶籍不同賠償標準不同。在浙江省，城鎮和農村居民的死亡賠償金可能相差20多萬元。二是行政區劃不同賠償標準不同。在死亡賠償金標準上，沿海、內陸和西部各地區千差萬別。三是不同行業領域適用不同的賠償標準。如近年來各地煤礦企業對死亡礦工的賠償金普遍確定為20萬元左右，航空運輸承運人對每名旅客的死亡賠償責任限額為人民幣40萬元，而鐵路客運中的最高賠償標準則是每名旅客14萬元，等等，不一而足。社會各界對“同命不同價”的強烈反響和質疑，是對上述“三不統一”的整體否定，希望國家法律切實貫徹憲法規定的生命權平等原則，不要把公民人為地分為三六九等，對他們的生命權分別“賦值”。

很顯然，正在三審中的《侵權責任法(草案)》的新增規定，不僅不能改變“三不統一”的現狀，更沒有觸及“三不統一”的理論基礎，即死亡賠償金以城鄉居民上年度平均收入為基本核算標準。可以說，除了“大規模侵權”實現了“同命同價”外，上述“三不統一”的情況仍將繼續存在，依然如故。不客氣地講，《侵權責任法(草案)》至今仍未真正擺脫“同命不同價”的立法困境，至少在這一點上進步意義極為有限。

為什么會出現現在的局面呢？在我看來，根本原因在于，對死亡賠償金的基本內涵和賠償標準缺乏基本的理論分析，尚未找到公民生命權中最本質和具有同一性的東西，也未準確地找到區別賠償的理由和依據。這種理論上的“短板”必然反映到立法層面，制約立法內容的科學性和完整性，致使立法者只能籠而統之地以“年度平均收入”為標準計算死亡賠償金，而這種籠而統之的計算辦法恰恰是被斥為“同命不同價”的真正原因。如果能找到公民生命權中共同的東西，賦以“定值”，人人獲得的賠償金相等，然后再以不同的賠償項目加以輔助或矯正，“同命不同價”的困境就可以迎刃而解，公眾質疑也就會煙消云散。

看來，要想真正、徹底、全面地改變“同命不同價”現狀，迫切需要立法上的創新，而立法創新卻直接依賴并取決于民法理論的完善和進步。為此，筆者希望法學界和司法界聯合進行理論攻關，盡快解決這一法律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