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睡衣睡褲不能出門”。這是2010年上海召開世博會之前，該市政府對居民的要求。而這引起了廣泛的爭議。一方面，穿睡衣確實不符合國際禮儀，但有聲音也認為，如果連睡衣都管，社會的自由度就會降低。(10月29日《長江日報》)

為什么上海市此舉招致反對呢？是政府做了它不該做的事。試想，“穿睡衣睡褲不能出門”如果交給公民組織去做，還會有這樣的非議和麻煩嗎？而且，這樣的事情，原本就應該交給公民組織。公民組織是公民的自發性群體，它的號召不僅更有利于公民遵行——因為它們本身就是公民自愿自治的，還可以避免“監督難”問題——畢竟政府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地監督和檢查，而遍布社會的公民組織則可以做到。

現在，公民組織分內的事，換成了政府去做，除了“執行難”“監督難”外，還會讓人產生抵觸情緒。政府意味著權力，而權力又影響權利。當政府用強制的權力規定代替公民組織自愿的要求時，就容易讓人產生抵觸心理，這是“如果政府連睡衣都管，社會的自由度就會降低”推論的根本所在。

不知道上海市為何沒有想到求助民間組織去做“穿睡衣睡褲不能出門”的事兒，也許是民間組織過弱，也許是政府的習慣性動作，一遇到問題，習慣用強制性的權力達到目的。其實，無論哪個原因，上海市這一“穿睡衣睡褲不能出門”的要求，都是一個政府出力不討好的標本，而這個標本預示著，政府對權力解決問題的執著。而這恰恰是公民社會需要權力堅決摒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