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不僅當代的貪官，中國古代貪官的智慧就已經超越了諾獎得主的智慧，因為“速度錢”在中國古代不僅早已存在，而且早已突破了繆爾達爾的定義。

在清代，官方有一個詞叫“需索勒掯”，按照日本學者內藤乾吉《六部成語注解》一書解釋，其意思是：“官吏辦事，必當速快，有時因需索使費而故意遲延，迫人行賄，曰需索勒掯(勒掯，強迫也)。”所謂“六部成語”，就是中央六部衙門的習慣用語。由此可知，“需索勒掯”是官方早就知道并明文禁止的行為。而根據上述的解釋，它的意思就是官吏通過故意拖延不辦而迫使辦事者交納“使費”來買速度，這個“使費”與繆爾達爾定義的“速度錢”意思完全一致。

清代官吏“需索勒掯”的案例不勝枚舉。比如，1704年，一艘在廣州的外國商船準備回航，為此需要在粵海關辦理一個出關手續———申領一個“出口執照”，但是，“當船準備開航時，它的出口執照被阻留了20天以上，據大班猜想，是海關書吏作怪；所以他們(在12月15日)送給他禮銀100兩，翌日他們便獲得出口執照”。在這個事例中，粵海關書吏“需索勒掯”的100兩銀子符合“速度錢”的定義，其伎倆完全在繆爾達爾的洞鑒之中。但是，清代的官吏們獲取“速度錢”的智慧無窮無盡，有些行為就不是繆爾達爾所能想到的了。

晚清蘇州有位富豪，其獨生子犯了死罪，雖然多方打點，百計求脫，但證據確鑿，實在沒有辦法通融，最后還是被判了個斬立決。這急壞了富豪，因為他的獨生子還沒有給他留下孫子。為了不使香火斷絕，富豪買通當地官員，高價買了幾個鄉下姑娘，輪流到監獄里去陪睡，希望借腹生子，延續血脈。但這種事不保險，所以需要爭取時間，使斬立決推遲執行。富豪在省內各衙門打通一切關系，但仍然無法可想。最后他去北京活動，終于有一個刑部書吏為他想了一個絕妙的辦法：當處決富豪兒子的文書發出時，負責封訂文書的書吏故意與另一封發往云南的文書調換，這樣蘇州官員收到的就是云南處決犯人的文書，只能退回刑部，而刑部又需等云南的文書退回再發往蘇州，云南離北京最遠，文書來來回回，前后耽擱一年多，富豪也就爭取到了時間。在這個案例中，富豪花巨款買速度，但不是為了加快執行速度，而是為了推遲執行速度，富豪付給書吏的巨款當然也可以算是“速度錢”，但與繆爾達爾定義的“速度錢”內涵并不一致。

無論是當代還是古代，熟悉法律的貪官污吏總能找到法律的空子，既謀到不當利益，又能逃避法律制裁。相對于貪官污吏們的智慧來說，法律顯得蒼白而無力。貪官污吏謀求不當利益的動力如此之大，心思又是如此的巧妙，以致諾獎得主的智慧在他們面前都顯得黯然失色。因此，如果要靠不斷地“完善法律”———比如增訂、修補法律條文的辦法來反貪，那么即便把“完善”的任務交給諾獎得主，恐怕也難以盡善。以人類現有的智慧，要比較徹底地扼制腐敗，除了“釜底抽薪”，從源頭上限制權力，還沒有發現更好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