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歲的中國航天之父錢學森10月31日上午8時06分駕鶴仙逝。人們在哀慟、緬懷這位中國和世界航天科學泰斗的同時，也在總結和思考中國教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1949年新中國誕生前后，一大批像錢學森這樣的杰出人才，懷著報效祖國和人民的愛國之心，拋棄優厚待遇，戰勝重重阻撓，從海外學成歸來，為新中國的繁榮富強貢獻了自己的力量。隨著錢學森、季羨林等一批高壽的大師級杰出人才故去，在舊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學術領軍人物所剩已經屈指可數。中國今后的杰出人才，就要看新中國的高等教育的成果。

中國教育還能培養出錢學森嗎？昨天，有媒體以此為題，向我們發問。這個問題提出的時間節點，恰好在教育部長周濟免職，新部長袁貴仁走馬上任，問題似乎只能留給新部長回答了。

錢老生前曾對溫總理陳詞：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個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想到中國長遠發展的事情，我憂慮的就是這一點。”這是錢老四年前的“善言”，而他在九十高齡時，已經發出過對現行教育制度的抨擊：“現在的學生對知識沒有興趣，老師教到什么程度，學生學到什么程度，這樣的教育是不行的。”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現在這樣的教育，很難培養出錢學森這樣的杰出人才。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對錢學森、特別是他身邊的科學家團隊進行過大量采訪。1982年，《人物》雜志第六期發表了我撰寫的《錢學森在美國》（1935—1955）長文，1984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結集出版單行本。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看過后，與錢學森、宋健同志長談兩次。那時，我采訪了錢學森歸國后的歷任秘書，收集了他工作、生活的大量素材，準備今后在適當的時候發表。除此之外，我當時特別寫過一篇錢學森在美國的老師馮·卡門的傳記作品，研究過卡門對錢學森一生的重大影響。

名師出高徒。沒有馮·卡門，錢學森是否會對人類航天事業做出今天這樣偉大的成就，那就無法猜測了。馮·卡門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任教，把德國格丁根大學的民主學風也帶到美國。他每星期主持召開一次研究討論會和一次學術研討會，不論是專家權威，還是普通研究生，一律平等，暢所欲言，使錢老終生受益。他回憶說，他那時年輕，有點初生牛犢的勁兒，有一次講完自己的論文，有位長者提出意見，錢和那位大教授爭論起來。事后，卡門告訴他，那是當代力學大權威馮·米塞斯（土耳其人）。但是，你的意見是對的，我支持你。錢和馮·卡門有一次爭論，話語激烈而又尖刻。卡門被氣壞了，拂袖而去。事后，卡門經過思考，認識到學生是對的。第二天一上班，年過花甲的卡門爬了三層樓梯，來到位于三樓一個旮旯的錢學森的小小辦公室，敲開門，恭恭敬敬地給他行個禮，說：“錢，昨天的爭論你是對的，我是錯的。”卡門上課從不點名，鼓勵學生隨時提問，可以打斷老師的講話。錢學森歸國后，力圖把馮·卡門的民主學風也帶回來，他以身作則，并多次以馮·米塞斯和馮·卡門的例子教育中國學者。一個老師能教給學生的知識終究是有限的，有了民主學風，學生主動求知，這才有學術創新和超越老師的可能。無論從哪方面的貢獻說，錢學森都超過了他的老師卡門，但錢學森是從卡門的民主學風這塊肥沃的學術土壤中“冒”出來的。魯迅說過，未有天才之前，首先需要泥土，培養天才的土壤。我們的大學教育，民主學風的土壤究竟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