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來了，他為“沖突”而來——出訪亞洲一定程度上就是想在很多目前存在的“認識沖突”中來尋找亞洲所能接受的“共贏”解決方法，甚至，在某些暫時存在與美國經濟利益相“沖突”的問題上“軟硬兼施”，迫使中日政府在一些關鍵問題上能夠作出實質性的“讓步”。

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十七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政府都向世界向來訪的奧巴馬發出了繼續倡導“自由貿易”理念、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共同心聲。盡管如此，作為目前世界經濟體的第三大國（趕超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也是近在咫尺）——中國，在這場危機中還是意識到了自己在某些關鍵問題的處理上處于一種“被動”的局面，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了改變對外依賴經濟增長模式所需要的金融體系健全、深化的“重要性”。

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政府現在所推進的“后危機時代”的大國發展戰略，是在嘗試第一個吃螃蟹的滋味。因為我們產業結構調整需要時間，而相關的匯率和利率暫時還無法完全市場化，但我們為了盡快站上產業鏈的價值高端（上游和下游），“金融創新”和“金融開放”是不可或缺的條件，那么，這類嘗試會不會出現由于我們自己抗風險能力的衰落而遭遇到像1997年東亞遭遇過的國際投機資本的沖擊？

另外，東亞很多出口導向的國家，即使日本和韓國，也沒有摸索出一個與制造業（它標準化程度高，需要資金等生產成本相對穩定和低廉的發展模式）匹配的具有競爭力的金融體系（它差異化程度高，需要金融資產價格自由變動）運行模式。1997年的東亞危機和日本上個世紀出現的金融泡沫的崩潰，都說明了他們嘗試發展金融來支撐制造業強盛的戰略以失敗而告終。

而美國則干脆把大部分的制造業都移到了海外適合標準化生產的國家和地方，從而努力維持自己國家創新和金融共同發展的匹配增長模式。最近美國三大汽車企業的經營困難和與之對照的新能源、生物科技和低碳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視都說明了美國政府在進一步尋找自己下一輪增長模式上的“技術優勢”。當然，美國今天的“苦惱”是技術沒有跟上，金融沒有穩定，所以，奧巴馬只能用增加國內投資和積極出口的短視行為來間接地向外推進貿易保護主義，以轉嫁國內大眾由于就業和生活環境的惡化對現任政府的抱怨情緒。

而且，除了這一類“供給瓶頸”要素外，還有一類制約中國人口紅利產生有效市場的“需求因素”。事實上，影響中國今天市場內需不足的障礙主要有3個:一是有消費愿望但沒有消費能力的問題，今天通過發展村鎮銀行扶持農村的城市化、工業化的方式來解決廣大農民工的就業機會，正是釋放這種消費能力的關鍵所在；二是有消費能力但不愿消費的問題，今天通過深化金融體系建設以確保社會保障和福利資金的正常運營是解決中國居民自己過度金融投資以達到“自我擔?！毙Ч挠忠粋€重大的民生問題；三是有消費能力而且有消費愿望但無法實現他們所渴望的消費方式。

克服上述“中國國情”所帶來的種種困難，重視“金融做強”的“中國戰略”，是中國經濟在“后危機時代”轉型過程中所將面臨的最大挑戰，因此需要決策部門、監管部門、金融機構、生產單位和研究機構抓緊時間、共同探討，拿出打破壟斷和變革制度的勇氣和智慧，去盡快建立適合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大國增長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