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訪后要解決事情需要經過轉交相關部門、等待回復等過程，往往不能及時得到解決。昨日，深圳市、區兩級信訪大廳正式掛牌啟動運行。今后，深圳將信訪涉及問題集中的政府部門，統一安排在信訪大廳內辦公，信訪事件可以第一時間得到一站式的解決。（2009年11月20日《南方都市報》）

　　信訪制度作為國家機器的一種權力技術裝置，是“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橋梁、傾聽群眾呼聲的窗口、體現群眾疾苦的重要途徑”，它的主要功能是充當“社會安全閥”，化解社會矛盾。然而，由于近年來頻頻發生的截訪與鬧訪事件，信訪制度飽受詬病，甚至被認為是引發新的社會矛盾的源頭。有法學專家們曾列舉了信訪制度掩蓋社會矛盾、利用行政力量干擾司法獨立、誤導民眾、增加了巨大的行政成本和社會成本等數條罪狀。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作為一個行政單位，信訪部門的職能主要集中在受理、轉辦上，信訪督查督辦，解決訴求的功能比較弱。如果有關職能部門在轉辦的有關問題上反應比較遲緩，或者甚至采用“拖”字決應付了事，群眾的問題得不到及時而有效地解決，自然會對政府產生不滿，進而催發出種種極端——甚至違法——的上訪行為，更有甚者，引發群體性事件或社會暴力事件，嚴重影響社會的安定團結并干擾公民的正常生活秩序。而深圳市、區兩級信訪大廳的開張，主要圍繞“解決問題”，打造集“聯合接訪、依法分流、直接調處、多方聯動、全程督查”功能為一體的解決信訪問題的綜合型辦事機構，為信訪者提供“一條龍”服務，則極大地克服了傳統信訪體制的弊端，標志著深圳的信訪工作的重心已從接待、轉信向“事要解決”上轉變，充分體現了深圳市政府建設“服務型政府”和“責任型政府”的施政理念。

　　通常情況下，上訪是遭受社會不公的民眾要求與政府、與權力進行對話的一種訴求。上訪的人大部分是處于社會底層的民眾或社會弱勢群體，他們到上級行政部門“告御狀”無非就是為了維權或申冤，向政府要求本應該屬于自己的社會公正——由于當前我國司法制度的不完善和司法資源的不充分，造成了司法渠道的不暢通或高成本，使他們的問題無法通過正常的法律途徑得到公正、合理和及時的解決。當然，也并不排除少數人是無理取鬧，純粹是“為上訪而上訪”，甚至將之當成了一種謀生的手段——有些地方政府部門為了掩蓋某種真相，或為了息事寧人，會對他們的每一次上訪都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對于這些人，很有必要采取法律的手段加以規制——但大多數上訪者確實遭受了社會不公。然而，由于信訪部門職能的有限性或與相關職能部門的協調和溝通的不足，或者相關職能部門辦事的拖拉，這些社會底層的民眾與政府、與權力進行對話的訴求也就被無限期地忽視或延宕了——“一站式信訪”這種對于制度空間的重構則將有效地解決這一問題。

　　當然，信訪工作絕不是“和稀泥”，在為民解憂、辦實事的時候，應該在法有關律的框架下運作，絕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這不但是信訪工作人員與有關職能部門應該堅守的底線，也是去上訪的公民們應該遵守的最基本的游戲規則。此外，政府還應該從加強對群眾的法治教育，降低司法成本，暢通司法渠道，或者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等入手，努力構建一個以非暴力的手段化解人際沖突的高效平臺。如此這般，大多數社會矛盾都可以化解在基層，深圳的社會也將變得更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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