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難看到，番禺區垃圾焚燒發電廠引發的一些列事件已經成為公眾議題。不只受影響的260萬番禺市民在關注，一些公共知識分子、社會學家、媒體都給予眾多目光，特別是當地極有可能采取全區公投決定如何處置此事。

我認為，不管未來事件如何收場，觀察番禺事件發生的前前后后，我們首先應該感到欣喜。11月25日，番禺區四大班子研究決定，對于市民群眾意見和建議，提出五條處理措施。番禺區還向全區250萬市民公開發布《舉全區之力集全區之智創建番禺垃圾處理文明區》倡議書,號召全區人民群策群力,為垃圾找科學合理的出路。我們看到了一個尊重民意、服務型政府的影子。

之所以欣喜，原因有二，第一，作為法治社會的公民，番禺市民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振臂高呼，上方請愿，敢于說“不”而不是唯唯諾諾，展示了自我意識的覺醒；第二，當地政府能為民意讓路和徘徊，這能夠反映當地政府執政思維方式的些許斧正，或許是被動的，只要不是借助行政強權肆意而為，這就是一種比較下的進步。

番禺事件再次說明了一個問題，抗爭與呼吁，總比沉默靈驗。11月23日上午，廣州市番禺大石鎮上千居民因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問題先后到廣州市城管委和市政府上訪，上訪居民情緒激動，先后擁堵了市政府西門和東門。面對群眾的壓力，廣州市副市長蘇澤群之后表示，如果該項目的環評不過關，或者大多數市民反對，該項目將不會動工。

焚燒廠到底會不會因為全區公投而易址？這是我們必須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我覺得，采取公投的方式來決定選址是一種理性，但并不是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