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哈爾濱市水價聽證會正式召開。其中，堅決反對漲價的，只有退休教師劉天曉一人。在聽證會現場，一直得不到發言機會的他甚至向主持人丟了一個礦泉水瓶以示抗議(12月10日《中國青年報》)。

我們不知道這場聽證會當時是怎樣組織的，如果程序正當，消費者代表能將肚子里的話表達出來，也斷然不會公開扔礦泉水瓶抗議。這種抗議雖然是一種意見表達，但應屬于比較義憤和較極端的表達，方式雖然欠妥，但責任完全在主持方。

長期以來，一些地方搞的聽證會已基本變味，聽證會早已淪落為“聽漲會”，公眾什么時候聽過“聽降會”？至少，在目前社會還真是一個稀罕物。原本聽證會就是聽取各方意見、讓各方利益充分博弈，而后政府方面再結合會議結論，作出可能降或可能漲的決策。如果總是看到漲的結果，而降的結果從未出現過，也只能讓公眾懷疑聽證會被某些利益集團操縱。

就此次哈爾濱市的水價聽證，公眾已經聞到了與會代表被“操控”的味道。部分消費者代表中的“退休職工”、“下崗職工”身份存疑，一位“退休職工”告訴記者，他是哈爾濱現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不到退休的年齡，也不是退休職工。這不是明顯的“聽證造假”嗎？試想，在遴選消費者代表時，絕大多數代表說不定已經被利益集團“買通了”，個別地方政府部門再稍稍“屁股”坐歪些，結果可想而知。而極少數沒有“被買通”的代表，看到這樣的情況，除了扔礦泉水瓶子抗議以獲得發言機會之外，恐怕再無更有效的手段。

這不能不是時下聽證會的悲哀。如果說，一個平等發言的平臺上，依然充斥著利益集團的身影，弱勢群體的聲音被擠壓到“無限小”，公眾聽到的只是類似于洛陽水價聽證會上的“空前一致”和“一邊倒”，這其實是整個社會的悲哀，也是公民社會的悲哀。但是，作為有良知的公民，在伸張自己權利和表達意見的時候，如果不能用嘴，他們就會用手。憤懣之下，“國家的主人”不可能將意見“爛到肚子里”，如果換位思考，每一個人都應該成為敢向聽證會主持者扔礦泉水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