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里”，是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著名哲學命題，看來，他錯了，真錯得厲害，否則無法解釋，但凡執法機關里出了任何惡性事件，監控攝像頭總是會固執地“踏進同一條河里”，一如既往著要出問題。

12月12日晚，昆明市公安局就涉嫌盜竊犯罪嫌疑人邢鯤在五華區小南派出所候問室內死亡事件向媒體做了新聞通報，通報稱：該男子沒有遭刑訊逼供，系自縊身亡，但由于派出所候問室內的攝像頭安放在房頂，位置較高，導致候問室內留有視線死角，因此無該男子自縊死亡畫面。

強調視線死角，強調無該男子自縊死亡的畫面，實際說的，是沒有發現證明該男子遭刑訊逼供、乃至被他縊的證據。但上述結論很大程度上是自說自話，昆明市公安局必須承擔出示該男子沒有遭刑訊逼供、乃至沒有被他縊證據的責任，就是法律上講的舉證責任倒置。

安裝攝像監控設備，實施對執法、司法過程的即時監控，首先是用于監督執法、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監督其是否嚴格依法辦事、是否恪守程序。如果監控效果得不到保證，是可以被以各種形式改變的，譬如設備一如既往在關鍵時刻出問題，譬如畫面可能被任意剪接等等，無疑會導致制度本身的形同虛設。

在昆明市公安系統，不是第一次出現必備的錄像證據在惡性案例中的缺失，幾乎可以說，類似情況最不應在昆明市公安局系統內再出現。因為從新聞報道中，我們知道，在昆明市下轄之晉寧縣公安局看守所內發生極其惡劣的“躲貓貓”事件后，僅僅為改善監控系統，云南省耗資達4500萬元，則不能不令人質疑，相關改善真的“頭痛醫頭”、不作為到僅限于看守所么？實施即時監控，于今時今日并不復雜，卻連對派出所內的一個小小候問室的全方位監控都做不到？

在完全不構成技術難題的前提下，實現不了對小小一個候問室的全方位監控，這可以視為是刻意違背條文規定、程序要求。回答不了這個問題，說什么“昆明市公安局歷來對執法規范化和內部辦案安全是高度重視的，態度是堅決的，措施是有力的，要求是明確的”，顯得無比蒼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