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第九條”怪在哪里呢？首先，它規范、制約的對象，實際上不再局限于法院系統已經涉及到法院外部的新聞媒體。再者，它所涉及的某些行為，相關法律其實已有明文規定，比如第一條中的“損害國家安全”，有刑法管著；第三條中“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法官名譽，或者損害當事人名譽權等人格權”，是自訴案件，是否起訴，是當事人自己的事，無須“規定”。

第二條中的“惡意進行傾向性報道”，“惡意”與否，判定的準繩是什么？沒有準繩，由誰說了算？某法院和新聞單位起了糾紛，是由這家法院自己裁判，還是由第三方裁判？對司法的輿論監督是否健康、正常，事關公共利益，這樣的“規定”顯然失之粗疏、簡單。

還有，“惡意”、“司法權威”、“不良影響”是法律概念嗎——最關鍵、最實質性的問題也許就在這里：這個“規定”具有什么樣的法律地位？它有什么樣的法律效力？這個“規定”與它所涉及到相關法律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顯然它不是一部法律，如果是法律，最高法院也不是立法機構；當然，最高法院有權制訂司法解釋，但這個規定顯然也不是關于哪一部法律的司法解釋。

那么，最高法院出臺這樣一個跟法律沾著邊但又不是法律的“規定”出來，到底希望它產生什么作用呢？這些年來司法腐敗嚴重，大大小小的法官落馬司空見慣，就難怪人們懷疑這個規定是不是用來限制輿論監督的。

并不是說新聞對司法的監督不需要改進、完善。如果最高法院對一起具體的“惡意”報道事件開刀，讓人心服口服，效果可能會好得多。從總體上看，加強對司法的新聞監督，對于促進社會公平來說是更急迫、更重要的。

新聞監督與司法實踐之間的互動關系，涉及新聞與社會輿論以及行政領導等各方力量的互相作用，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多邊”關系，事關社會穩定與公平，新聞對司法實踐的監督肯定需要慎重行事。如果新聞監督與司法機關能在法律健全的前提下形成良性互動，那是社會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