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從春到冬屢屢有官員自殺的消息從報章或網絡傳來。21日，48歲的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組織部副部長趙憲春在北京開會期間，割腕自殺于下榻的酒店。這是近一個月內見諸公開報道的第五起官員自殺案。(12月26日《南方日報》)

公開官員自殺原因是滿足公眾知情權的需要。不少官員自殺案確實仍存疑團迷團，相關部門應當盡快調查列因給公眾一個說法。因為官員是公眾人物，公眾有權知道官員的死因。

公開官員自殺原因當然也是為了消弭坊間懸疑。我注意到，每每有官員自殺悲劇發生后，官員自殺便成為網民搜索的高頻率關鍵詞。網民在關注事件進展的同時，更會本能地對官場生態官員心理以及案后有否黑幕存慮質疑。老實說，在當下反腐形勢不容忽視的嚴峻情勢下，一方面公眾有權有理由懷疑揣測官員死因，甚至先入為主將之與官場貪污生態加以聯系；另一方面，只有迅速完整公開官員自殺死因，才能平息坊間捕風捉影無中生有的揣疑，還官員清白讓他們九泉安息，還公眾明白以平息媒體置疑揣測。

公開官員自殺原因更是為了防止悲劇重演。官員也是人，無論自殺原因如何，自殺都是悲劇。因為生命只有一次，人死不能復生，在所有人權中，人的生命權高于一切。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于人而言，世上一切都是身外之物，生命消失了，一切將歸于消滅。“死者長已矣，生者常戚戚”，官員自殺畢竟是一個鮮活生命的消失，從人性意義和人文關懷計，無論其死因如何，死者為大，面對死者，我們似乎首先沒有理由先給以一點悲憫和憐惜。

我承認，部分自殺官員的死因確實與腐敗直接關聯。比如北京市原副市長王寶森、天津市原政協主席宋順平皆為畏罪自殺；有些官員的死因可能永遠是個蓋棺難揭的迷；但畢竟，官員自殺死因中還有相當者為心理健康及生態壓力。四川北川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馮翔自殺身亡，就被認為一直無法從失去兒子的悲痛中解脫出來而抑郁致死。

其實，無論死因如何，官員自殺都堪稱“雙重悲劇”。個體生命消亡是悲劇，從某種意義上說，隨個體生命消亡，勢必無助于現實矛盾問題解決甚至永遠無從解決則是更大的悲劇。如果官員是畏罪自殺，則有可能人死線索斷，由于死無對證，則有可能讓同“病”相憐的難兄難弟躲過一劫，或讓有牽連的貪官逍遙法外逃脫制裁，導致“犧牲我一個，保安一圈人”的悲情結局；如果官員不是畏罪而是不明不白地自殺，隨人亡其死因則有可能成為永遠的問號和生者心中永遠的痛；如果官員自殺動因是源自生態壓力和心理問題，則隨官員自殺也許只能留下警示而難以找到確定誘因，進而難以找到有的放矢速效顯效的監測減壓干預機制。

作如是觀，公開官員自殺原因更是為了防止悲憤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