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們在看到政策出臺意義的同時，也應該對政策執行的難度有充分準備。客觀地說，“乙肝歧視”作為一種現象存在，甚至成為一種社會文化，其影響是深刻而全面的。面對這種社會現象，政策如何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呢？我們可以從制度有效性這個角度進行思考，只有制度有效才能規范人們的行為，并將行為上升成一種自覺，一種文化。

而制度的有效性取決于兩個方面：完善的制度設計和堅決的制度執行。若沒有完善的制度設計，則制度就可能產生新的不公或不具現實針對性；而沒有堅決的執行，制度就會成為紙面規定。

具體到取消乙肝五項檢查中也是這樣。首先，應該在制度設計中把乙肝病毒作為私密信息，這事關當事人的尊嚴和權益，除非當事人愿意主動表明身體狀況，否則在不違反公共利益的情況下，不能主動地去調查和公布。

同時，應該明確界定何為乙肝歧視，乙肝歧視的代價是什么，從而通過制度的細節將可能涉及歧視的情況進行規范。其次，應該加大制度的執行，一方面保證權利的救濟，使受到歧視者可以輕易維權；另一方面保證制度的嚴肅。